访谈记者东部行之温州篇

　　如果陈敏没有遇到郑元忠，或者说如果郑元忠没有遇到陈敏，很难说今天中国是不是还有一个价值1.1亿的庄吉品牌。然而与传奇的创业经历相比，更让人感兴趣的是，陈敏是极 少的把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这两个词语反复使用的老板。

　　采写：文杰

　　采访手记

　　(10月16日温州)

　　一、故事

　　陈敏做生意赚的第一笔钱有100元。那年，他24岁，和几个同学合伙买来面料，请人加工了5件风衣拿到市场上去卖，一周后，每件获利20元。赚了100元后，他们几个再每人出500元钱，买了一捆帆布，染成蓝色，开始做牛仔裤。第一次、第二次赚钱，第三次出现了大批裤子积压。看着一大堆卖不出去的裤子，陈敏知道，做生意是需要学习的。

　　1987年，陈敏辞职，创办了温州华联服装厂，主要生产男式西服，借助那几年全国流行温州服装的潮流，服装厂第二年就赚到了100万，并很快树立了“金顶针”的品牌。

　　如果陈敏没有遇到郑元忠，或者说如果郑元忠没有遇到陈敏，很难说今天中国是不是还有一个价值1.1亿的庄吉品牌。郑元忠，温州著名的“八大王”之一，曾在20世纪70年代办厂而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政策允许过后，向来胆大的郑元忠东山再起，放弃老本行机电，创办庄吉，改做服装生产，却不顺手。在一次商会活动中，两个人终于遇到了，郑的胆识和陈的经验惺惺相惜，一拍即合，陈敏带着他的全部家当，600万元，投进了庄吉的怀抱，并以比郑元忠少得多的股份，担任了企业的董事长，而郑元忠担任总裁。这种权力结构，在中国民营股份合作制企业里，极为罕见。

　　1996年，庄吉集团成立，然后在短短几年间，把专卖店开遍全国。因此，温州人以羡慕的口气评价陈敏和郑元忠——绝配。

　　二、面对面

　　陈敏认真地说——我这个人从小孩子开始，父母和周边的亲戚朋友都喜欢表扬我，因为我很乖，很听话，很懂事，一点都不调皮，我就更加觉得自己必须是个乖孩子，到了学校也是这样，老师的表扬只会变成鞭策，我不敢做一件坏事，结果到了现在，社会给我的荣誉越多,对我越是肯定，我对自己就要求越高。

　　看着他的脸，我有些微的不安，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老板，会这样说自己。每次采访，都希望采访对象能多说点个人的事，但他们都不太情愿，总乐意给我讲事业的宏伟篇章，觉得那才是正事。没想到陈敏一开口，却又把我吓了一跳——他是个老板吗？怎么像个三好学生呢。

　　叶公好龙一词就是我的自我批评。

　　当然，在我接触到的老板中，陈敏绝对算得上个异类。第一，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手机号的，大多数老板递出来的名片上都没有手机号，你找他必须通过秘书什么的层层通报，像陈敏这样堂而皇之地公布于众的，暂时还无第二人，他说，“我不计较别人半夜三更打电话找我，因为别人想到我了，我要尊重别人”。第二，像陈敏这样，把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这两个词语反复使用的老板，也没有第二人，以至于，一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在这种场合出现的词语出现了，我不由自主地问：“雷锋对你影响很大吧？”

　　等到把采访录音整理完以后，我完全明白了自己问得有多傻。对于一个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来说，前有英雄献身革命事业的昭示，后有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冲击，对社会的理想和激情是注定的命运，只是，很多人力不从心。

　　陈敏很幸运，先积聚了财富，然后用财富去实现理想。

　　陈敏简历

　　1961.1生温州人大专高级经济师

　　1983——1986年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

　　1987——1993年任温州市华联服装厂厂长

　　1993——1996年任温州市金顶针制衣公司总经理

　　1996——今任庄吉集团公司董事长

　　2000——今兼任温州市服装商会会长

　　主要社会兼职

　　温州市龙湾区政协副主席

　　温州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

　　中国服装协会常务理事

　　浙江省服装协会副会长

　　访谈正文

　　(一)现在：开始追求社会效用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很好奇，一个董事长，丢下自己的公司不管，每周在这里工作5天，又没有任何报酬，你图什么？

　　陈敏(以下简称“陈”)：每个人有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追求，在开始创业初期，主要是为了追求一个经济效益，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等企业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人也满足了自己的基本生活要求以后，开始追求自己的事业，满足事业心，追求一种社会效用，所以我一直觉得从事服装商会工作意义非常大，虽然它不能从经济意义来反映我自己的成绩，但是我可以从社会对服装商会的评价，看出自己的业绩和社会价值。

　　记：我听说你在来担任会长的时候，庄吉董事会成员除了总裁郑元忠以外，其他人全部反对？

　　陈：对，因为从企业股东的角度来看，董事长去当会长肯定会分散一些精力，对公司的经营可能会带来影响，但是从长远眼光来看，也是有利于庄吉发展的。我是这么认为，企业要发展，不仅是靠自己内部的努力，还要靠外部的环境来制造良好的氛围，所以我说如果温州服装商会没有一个很好的带头人，温州服装整体在全国没有竞争力的话，你庄吉在温州也很难有很大的发展，那么把服装商会搞好就是把庄吉搞好。后来他们也同意了我的观点。

　　记：可是我听说郑元忠赞成你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中有人好办事”？

　　陈：他最初是这么认为，他以为我当了会长以后，肯定对庄吉在某些事情上有好处，但是我当会长以后，他的想法根本没得到兑现。因为我要把这个会长当好，就必须要公正，一开始郑元忠他们都很不理解，说你当会长了，怎么我们庄吉还老是摆在后面？我说既然你是这样想，那大家都会这样想，眼睛全部盯着我，看我会不会以权谋私，在很多敏感的地方，人家都在看庄吉的姿态是怎么样，你陈会长的姿态怎么样，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摆在公正的位置，甚至有时候还要姿态高一点，还要让一点步。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想从我当会长中获取什么好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当这个会长，在社会影响和荣誉上对庄吉是有好处的，这点是无形当中带来的，因为我当会长以后，接触的方方面面比较多，在介绍我是会长的时候，也同时介绍了我是庄吉集团董事长，这是无形的。

　　(二)未来：投身公益

　　记：现在有些商人和政府特别接近，他们希望是“红顶商人”，认为这样对企业经营有好处，你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吗？

　　陈：企业的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所以现在办企业的企业家确实是越来越关心政治，参政议政意识也提高，也是为了企业更好的发展，这是无可非议的。我当会长确实是要和政府打交道，但我是有其他考虑。我一直在想，在创业的初级阶段，通过自己的胆识、眼光和判断，已经完成了创业的过程，但是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过程当中，我开始觉得自己力不从心，毕竟原来没有受过很高的专业方面的教育训练，所以如果企业再发展、再提高的话，我可能会提前退出企业的经营。那个时候我就想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投入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多去参政议政，我觉得这样对社会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不会追求当官，我是看到了社会发展和进步对人类是贡献，我从经济方面能够尽力对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以外，如果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能够做一些公益的、慈善的活动。

　　记：有你这种想法的企业家你接触得多吗？

　　陈：不多，温州企业家大部分都是从个体到家庭作坊，然后到现在的企业，他们的思想一般都还停留在以个人的经济效益为目的的阶段，如果力不从心了，就交给下一代继承，自己去享受了，但我的想法不一样。从办企业开始，我就是和几个同学合伙办服装厂，一直到现在做企业，我更多地是追求社会效应，自己个人生活方面也很简朴，开支也不大，也不是很追求享乐的人，更多地是工作，人家都说我是“工作狂”。另外，我一直也有一个观点，不管今后有多大的财富和事业，我不一定交给子女，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希望她将来能够从事有文化的、高雅的工作，不一定要像我这样经商，我觉得女孩子经商不一定好，我希望自己的财富都不要有子女继承，我为她现在的培养提供条件，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后可以自己生活得很好，对社会有用，我不愿意她拿现成的财富去享乐终身。所以，我一直在想，以后我退出企业的经营了，股份还在里面，我作为一个投资者获得利益，那些积累如果够成立一个基金的话，我会去设立一个基金，或者去建一些教育方面的公共设施，或者就直接贡献给企业。

　　记：你现在谈的未来是你一开始创业时就梦想的未来吗？

　　陈：创业初期是没有这些想法，而且也没有想到今天会干到这么大。当时以为自己就是能够去赚一点钱改善生活。本来我在国家单位，父母都是干部，家庭经济条件也不错，我出来经商，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适应社会。我觉得当时温州的经济改革开放，初步形成市场经济以后有很多的商机，如果我在研究所里面虚度光阴的话，太可惜了，而且我蛮有信心自己能够赚点钱，还可以存点钱娶老婆。另外一方面也是虚荣心，我觉得自己肯定会比别人出色，做得好一点。只是后来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思想境界才跟着提高。不过这个提高与我始终是与别人合伙做有很大的关系，企业所有的效益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更多地是考虑到集体的利益。

　　记：一开始就走的合作化道路？

　　陈：对，这种形式当时温州很少，我们几个同学合伙能够成功地合作了十几年，在温州很少。

　　(三)个性：特别容易受教育

　　记：你说你是内向、不爱说话、组织能力又差的人，感觉不像一个自己创业的人，是怎么成功的？

　　陈：我觉得自己的成功最主要的是善于与人的交流，善于与人合作。我觉得我这几年的个人发展和事业的成功，确实不单是靠我个人，我从来没有当过个体户，都是靠集体的力量，我这个人最大的成功就是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发挥团体的合力，我成功的奥秘在这里。

　　记：你很容易找到合作伙伴？

　　陈：对，我从金顶针跟四个股东合作了10来年，到庄吉这5、6年，包括我现在当会长，大家都能合得来，我觉得我就是能和别人融合。

　　记：钱对你来说有什么用？

　　陈：钱最大的作用可以帮助我实现我自己的目标，我要去办一些事情，办出一定的社会效益，一定需要经济来支撑，把企业办得很好，品牌打得很响，也需要钱，所以我赚钱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目的。钱在我个人消费上非常有限，而且现在这么忙，根本没有时间去消费，吃饭都是应酬了，我也不追求住别墅啦、开好车什么的。

　　记：你开什么车？

　　陈：奔驰车，去年才买的，主要是身份的要求，工作的需要，必须开这个车，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的话，我觉得没必要开这么好的车，完全是浪费嘛。我住也是住普通的商品房，140多平方米，我一天到晚忙，在家里的时间有限，就一个女儿，何必那么奢侈呢。我不讲究物质的东西，更多的是精神的享受。

　　记：我注意到你反复提到精神的享受、对社会的贡献，这真的来自你的内心世界？

　　陈：我这个人特别容易受教育，小时候在书本上学到很多好的，像雷锋那些英雄人物对我产生非常深的影响，再加上后来通过社会的接触，我有非常深的感受，像那些温州华侨、台湾港澳同胞回到家乡来捐赠，建学校、修路，我觉得这个钱拿出来比交给子女完全不一样，子女过得再好，也只是你的子女记住了他的老爸，你交给社会，你说今后的世世代代有多少人记住你？它们的价值完全不一样。这些人的做法对我影响很大。有一年我参加一个商会代表团到了印度尼西亚，那里有个中华总商会的会长出面接待我们，那个会长70多岁了，精神很好，而且周围的人都非常敬重他，我想我老了的时候，能够像他一样，非常地开心了。因为能够做到周边的人都说你好，我觉得是做人的最高价值。这些对我都有影响，所以我从小到大，都一直想要做一个社会认可的人，被社会肯定、赞扬的人，我一直追求这种目标。

　　记：会不会有人说你傻？

　　陈：傻不傻看你从哪个角度讲了，香港首富李嘉诚大家都很尊重，不论是商界还是政界，为什么呢？一是他把自己的事业做好，二是他有一颗慈善的公益心。他做得很成功嘛，我看也没有谁说他傻，他傻的话也不会把事业做得这么大。他就是我的榜样，事业上要成功，对社会要有公益心和奉献心，人的价值，就是从能力和品德上来体现嘛。

　　外一篇

　　管理民企：无情才是真有情

　　记：我们知道你最初下海是和同学合作，而且也一直合作得很好，为什么你会抽身出来，放弃已经做得不错的“金顶针”，据说当时郑元忠的庄吉经营状况还并不理想？

　　陈：这一点跟我追求的目标有关系，我在“金顶针”完成了原始积累，初步打出了品牌，就想追求更大的目标。但金顶针的其他股东开始保守了，不想再去冒风险。我和郑元忠接触后，感觉他那个人很有魄力，胸怀也宽阔，很有远见，庄吉经营不好，是由于他对服饰行业不了解，是外行，他是从电器转过来的，但是他希望要搞就搞出中国名牌来。我觉得跟我的理想非常吻合，而且，我感觉他的性格跟我是个互补，他是外向型的人，我内向，他的表达能力、活动能力都很好，而我是这几年提高了一点，原来很差的，但是我善于思考。另一方面，他的厂房、设施全部现成，我想凭我十几年的经验，我们合作正是优势互补，强强合作。

　　记：原本老板要分别放弃一些自己的东西来进行合作，很不容易吧？他怎么邀约你的？

　　陈：他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想寻找合作伙伴，挽救这个企业，他看到我当时在温州服饰界颇有名气，觉得他缺的就是我这样的人。我在跟他商谈过后，本来计划是成立集团，把金顶针并在一起，但我的伙伴不同意，我就个人退出来，把资金加入到庄吉。因为当时郑元忠也说了，过来合作的话必须要全身心地投入，要把后路堵死，才会专心地背水一战。就因为这个，他还要我当董事长，他说，你不当董事长的话你还是有可能三心二意。所以，虽然当时投资能力他比我强，股份比我多，但他谦让了，就是为了把我的心拴住。当然，他也看到了，在服饰行业我比较熟悉，他认为我来拍板，方向才会把握准，如果仅仅是当助手的话，方向还是由他来把握的话，还是不行。

　　记：但中国有句古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陈：三个，庄吉刚好是三个(笑)。

　　记：你们怎么做？

　　陈：现在很多企业的合作，一开始都是钱在合作，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大家合在一起，资金实力雄厚了，然后大家根据出钱的比例来划分各自的权利，这样的合作成功率很低。因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是以钱来运作的，不单要靠钱，主要还是靠人，所以以钱合作的，很难处理好人的权利、职责和能力的分配。我们庄吉好在哪里，就是三个人是以能力来合作的，互相之间有互补性。

　　记：三个人怎么做，才可以既不形成人力的浪费，又彼此充分的信任？

　　陈：这主要是需要明确的分工，因为矛盾一般出在同一个事情上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三个人的工作尽量不重叠，各自负责的事情各自承担责任，同时给予充分的权利，这样每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就会做好。我一直在说，企业里面管理层必须做到三个到位：职、责、权，不能有职没权，有权没责，我相信，只要做到三个到位，就不容易出现矛盾。当然做到这一点比较难，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做到，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凡是股份合作企业，必须要制度化管理。

　　记：不管合作者之间有多么深的感情，制度化管理才是保障？

　　陈：对，如果是说合作企业里面是施行的家长式管理，一人说了算，那肯定会产生矛盾，所以要制度化管理，把得失放在一个公开的环境下，大家都会共同来承担，矛盾也会减少。

　　记：一些股份合作企业，有时候的矛盾不是来自股东自身，而是因为他们在企业里面工作的亲属而产生，你如何解决的？

　　陈：我最忌讳在企业里面带有亲缘、血缘关系的，从金顶针开始，我一直主张高层管理人员不能带家属进公司，到了庄吉后，我还是这样坚持。我的一个表兄弟大学毕业后，想应聘进来，问我能不能够考虑，我说虽然你很优秀，公司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但是正因为你跟我有这么一个关系，你就不能被录取。就是因为我以身作则，所以大家都很响应。

　　记：有没有董事会成员想违反的？

　　陈：有，包括郑元忠副董事长，他也多次提到他的子女现在长大了，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希望放在自己旁边工作，有个培养，也可以照顾一下。我在董事会上就提出来，绝对不允许，这是原则。我说你子女没事干，你自己想办法在经济方面去补助。

　　记：郑元忠的股份比你多，人家当时又谦让了你做董事长，你这样做大家不是会说你很没人情？

　　陈：大家都这么劝我，说中国人毕竟是要讲人情的，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服他们，我说我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可是我要考虑到企业要不要发展，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我们必须要有原则性，这才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才是最大的人情。相反，如果这个企业是我单独自己开的，还可以说我不讲人情，因为赚钱不赚钱是我个人的，可现在这个企业我的股份很低呀，大家都是大股东，不利于企业的行为，我如果同意了，等于是对大家利益的损害。我可能在公司里经常有些事情不讲情义，人家在心里可能对我有不好的感觉，但是到最后企业发展了，搞得好了，大家都会理解的，觉得还是你这个带头人带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