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心太强，少有大商人

　　在善于经商的浙江人里面，杭州人没法起代表作用，尽管杭州是“浙江首都”，但是，从某种意义讲，杭州人却不像善商的浙江人。

　　杭州人不愿外出，凡在外地谋生的杭州人，被“正宗”的杭州人所蔑视。因为在杭州 人眼里，没有比杭州更好的地方了。事实上，杭州人是宁愿当清洁工，也不愿背乡离井，和上海人的“恋沪癖”相似，杭州人有很深的“恋杭癖”。上海人自视甚高，但是，杭州人的自豪感甚至超过上海人，杭州人从来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个地方最好?”因为答案对他们是不言自明的。第一，西湖风景，举世闻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第二，杭州曾作为南宋首都，广阔的江南没有一个城市有此殊荣。杭州人脑子里总还隐留着皇城中天子脚下的自负感。

　　长此以往，杭州人由于盘踞于祖先的荣耀和历史遗产上，被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封闭并围困，年复一年地陶醉于一潭死水之中，逐渐趋向保守、封闭、夜郎自大。杭州人和敢于开拓冒险的宁波人、温州人相比，简直不像一个地域上的人，杭州人少有成为大商人的。

　　杭州人做生意，少有跑到外面的，多是外地人到杭州来赚杭州人的钱。在经商这一点上，杭州商人认为面子是第一重要的，面子丢了，是最了不得的事，因为面子心太强，所以杭州商人做生意，决不会赤裸裸地大谈金钱，尽管其心里多么渴望钱财。他们总会给“挣钱”披上一层动人的外衣，好像并不需要钱，仅仅是为了做某件光彩的事。

　　因为太爱面子，杭州商人有不少有碍面子的事不去做。他们做生意多是些体面的行当，开厂办公司会干，如果去摆个地摊之类，就是打死也不会去。

　　上层路线，工于心计

　　在杭州人眼里，做官很风光。因此杭州生意人也多和做官的联系起来。在做生意时，商人们以结识官员为荣，爱走上层路线，爱打权力牌，在赚了大钱之后往往思考的不是如何去在商界发展，而是一门心思往政界挤。

　　历史上胡雪岩的成功就是杭州人官商结合的典范。晚清时期，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深谙商政关系精髓，才成为商界财神。胡雪岩虽祖籍安徽绩溪，但他从小就在杭州当学徒，深受浙江文化和生意场上浙江人意志品质的影响，杭州是其生意的摇篮和发迹地。此人才智过人，极其精明能干。在商界活动，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脑筋快，手腕活，腿脚勤，常常脸挂微笑，非常逗人喜欢。

　　由于胡雪岩早年曾生活在社会底层，熟知各种营私舞弊、拍马钻营的套路，他从商后设法使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得到好处，以便牢牢地抓着人心，听其指挥。因此，他口碑很好，人缘极佳。胡雪岩深知中国封建社会“官”对于商业的重要意义。胸怀大志的他不惜以自己失业为代价，冒险挪用钱庄500两银子资助一位穷困潦倒的冗吏王有龄升了官，与之成莫逆之交。王有龄进入官场后，官运亨通，权势日隆，胡雪岩便利用王的权势，开设私营“阜康钱庄”，从此以金融业为中心，周旋于官府、帮会和洋商买办之间，极尽投靠、勾结、拉拢、网络和收买之能事，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并利用这个关系网大肆进行各种合法的、非法的经济活动。

　　胡雪岩工于心计，精于谋划，手段高明，处事圆滑，在生意场上以极其精细的连环算计，进行大规模垄断性经营，屡屡得手。除做蚕丝、茶叶生意之外，他还帮清政府大举洋债大量进口军火，这些大生意使银子流水般地涌进自己的钱庄，短短10年，家财暴增至亿万，富可敌国。发达后，胡雪岩捐官至二品，顶戴花翎，人称“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经商之道是机智的人际关系之道，他八面玲珑，投其所好，处世之术使其在理性淡薄的中国官场上大行其道。现在胡雪岩不在了，但从今天的杭州商人身上仍可看到擅长交际的传统。

　　因此，与杭州商人做生意，必须小心善于机变、审时度势的“胡雪岩”。

　　心气平和，儒雅有礼

　　杭州人“世风温和”，是文明之邦。

　　杭州人很雅，鄙视粗野，杭州人无法忍受别人指着脊梁骨骂人，他们总是心平气和。如果有问题，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绝不会“小人动手”。因此，杭州商人做生意时比较注重讲道理，讲究商业道德。

　　杭州商界曾在全国率先提出“十点利”经营法。所谓“十点利”指商品零售价定价时按进价加10%确定，商品价格卡上标着商品进价和零售价，增大价格透明度，让顾客购买时放心。这样与顾客的纠纷大为减少。只不过“十点利”利润太低，难以持续较长时间，热闹过一阵后收了场。

　　杭州商人经商时心平气和，多不太狠，不怎么“斩”客。为了经营上的稳妥，他们往往先虑后动，以求与各方和气生财。

　　杭州商人的这些风格，很像北方商人。因此有人说，杭州商人是南国商人中的北人。因此，与杭州人做生意是值得放心的。

　　本文由《科学投资》杂志社提供新浪网独家刊登，非经同意，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