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农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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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农信社

　　文 孙涛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耳熟能详的话出处不明，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句话来自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创始人赖夫艾森。

　　细细读来，“信用合作社”似乎是一个略带矛盾的名词。

　　自从15世纪威尼斯的商人们首创了银行机构，“信用”的经营者身上就一直笼罩着银行家、社会精英甚至是资本贵胄的光环；然而，几乎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合作制”，则更多地来自于那些饱受压迫的小手工作坊以及小农场主。这两个词之间的矛盾，甚至还带有些许阶级上的不可调和性。

　　那么，既具有银行属性、又带有合作制性质的信用合作社，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这还得从世界上第一家农信社说起。

　　直到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的春风才终于吹到了德国，蒸汽机给大型机械设备带来了不竭动力，极大地刺激了德国的工农业生产。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背后，资本家、大农场主凭借着生产资料优势，悄悄地将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全盘装入了自己的口袋，底层工人和农户的生活境况不但没有变好，反倒是因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变得更加困难。

　　在当时的德国城市威雅布许，年轻的市长弗里德里希·赖夫艾森（Friedrch Raiffeisen）注意到了这些微妙的变化，决定给生活困窘的低收入农户提供必要的补贴。

　　当时，合作制思想在欧洲大陆广泛流行，赖夫艾森很快接受了这一思想，并把它用于解决自己面临的难题。1846年，他设立一家名为“农户消费合作社”的机构，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个机构将通过集体“团购”的模式，为农户提供更为廉价的种子和食品，允许农户在短期内融通这些商品。

　　合作社的推出，给无数低收入农户带来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不幸的是，在该机构推出几个月后，当地便遭遇了恶劣的自然天气，导致农业减产十分严重，“团购”模式也进行不下去了。这让赖夫艾森意识到，以共享消费品为目标的合作社并不能完全解决农户们所遇到的问题，缺乏必要资金，才是真正捆绑在他们身上的枷锁。

　　但在当时德国的政治体制下，赖夫艾森既无法阻止其他政客集体抵制针对受灾农户的补贴政策，也无力动员有钱的资本家心甘情愿地向农户提供善款。不得已，他抛开既有的援救体制，想要设计一个针对穷人的信用机构。初期，他曾设想从资本家那里筹集一笔资金，用作信用机构的本金，却不料资本家们闻风而动，在资金回报率问题上狮子大张口。情急之下，赖夫艾森决定自掏腰包，在1849年用6000马克创建了第一家试点机构。但很快，新问题就来了，对于数量众多的农户而言，这点本金实在是杯水车薪；同时，甄别被救助对象的成本也非常高，新机构的运作效率很差。试点工作最后以失败告终。

　　幸运的是，这位市长并没有气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发现，由于耕种作物、农田地理位置不尽相同，自然气候给农户收入带来的影响也不同，这就导致同一个村子里的农户出现了贫富差异，即便在收入最低的村子里，也仍然会有部分农户拥有富余资金。如果由农户自发设立信用社的话，是不是可以解决资金垄断与短缺问题呢？而且，在合作制模式下，对受灾农户的“尽职调查”工作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从而弥补了先前试点机构的致命短板。

　　断定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可行性之后，赖夫艾森很快组织60多个较为富裕的农户，发起成立了佛拉梅斯佛尔德清寒农户救助社。这所救助社延续了1846年消费合作社的传统，提供基本物资的借贷业务，并颇具创新意义地收集农户的资金，对农户提供资金通融服务。

　　在经过两次失败之后，赖夫艾森第三次尝试终于见效了。因为示范效应良好，他设计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开始迅速地在德国各地生根发芽。这位市长的金融事业越做越大，1872年，他创立了莱茵农业合作银行，1876年，又设立了一所具备中央银行属性的德国农业中央信用合作社。此时，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在德国大范围、多层次地发展了起来。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耳熟能详的话至今已经出处不明，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句话就来自于农村信用合作社创始人赖夫艾森。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解释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本质：既是一种风险分担模式，也是一次共享经济的尝试。也无怪乎这类机构一经诞生，便很快被世界各国纷纷效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