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家居假洋货事件眼看要收场了，上海市工商局12月23日以达芬奇公司所销家具未配中文说明书、产品质量不合格为由，决定没收其部分不合格产品，并处罚款133.42万元。孰料达芬奇公司在微博坚称“从未造假”，还质疑工商部门的检测标准和程序，声称将起诉上海市工商局。(本报今日10版)

　　企业不把监管部门放在眼里，非独达芬奇公司如此。环顾中国，企业不服政府监管的例子很多：康菲公司在渤海湾违规采油，导致大面积原油泄漏，国家海洋局去督促整改，康菲公司虚与委蛇；国家海洋局宣称“组织索赔”，康菲公司只当没听见。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要调查中国电信(微博)、联通宽带垄断，电信和联通态度傲慢，不予配合，反垄断局将秘密调查公之于媒体。

　　政府执法部门不是法院，其行政处罚决定更不是法院终审判决，遭企业起诉，并不奇怪。达芬奇公司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利，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它可以穷尽一切法律救济途径。但我们再看看美国司法部，近几年它调查了一批跨国公司的海外行贿问题，葛兰素史克、辉瑞、西门子(微博)等一大批跨国企业主动吐出不当得利，向美国政府缴交巨额罚款。美国司法部尚在调查取证，企业就认输了，他们显然不想“穷尽一切法律救济途径”。

　　中美执法部门境遇如此不同，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可能很复杂，比如司法环境、执法部门的能力与效率，甚至执法部门的魄力与决心不同，都决定了企业的态度。美国有部《反海外腐败法》，美国司法部有法可依；都说中国的海洋法不完善，而康菲公司深谙中国国情，所以不把国家海洋局放在眼里。但中国也不是真的无法可依，而是国家海洋局懒得作为。美国虽然有《反海外腐败法》，但它调查的很多企业其实是欧洲公司，而且行贿主要在第三世界国家，调查起来也困难重重，但美国司法部的能力与效率摆在那儿，企业就不能不认栽。

　　举一个例子：2007年5月1日，美国新闻集团宣布50亿美元收购道琼斯公司，美国证交委发现，香港人王勤竞与妻子梁家安事先大量购进道琼斯公司股票，数日后获利逾800万美元，美国证交委随即指控两人涉嫌内幕交易。在我们想像中，美国证交委远在太平洋彼岸，王勤竞夫妇在香港炒股，天高皇帝远的，怎么查实？但不久，道琼斯董事李国宝即与美国证交委达成交易，承担责任，缴交巨额罚款。美国证交委的能力体现在，美国股市交易过程尽在其掌控中，内幕交易再隐秘，也逃不过监管部门的手掌心。

　　相反，我们的监管机关有时候不管事，等到管事，又发现自己能力不够。既然有时可以不管事，也就不必练就一身监管的本领，监管能力不足，反过来又使他们懒得管事，所谓法律不完善，就成了他们不作为的借口。今年7月份，央视报道达芬奇公司拿着国家家具“保税区一日游”，现在上海市工商局却“无法认定”。国内的造假事实都无法认定，可人家美国是如何查清企业在国外的行贿事实、揪出香港居民内幕交易的？

　　□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