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郝 洪

　　相较于气势汹汹、卷土重来的“三胺奶粉”，“医务奶粉”算是个“新人”，行事也相当低调。最近，有报道说，在山西太原有奶粉企业通过提供回扣等方式，“买通”部分医务人员，获取孕产妇信息，并向孕产妇宣传、推荐企业产品。媒体给这类奶粉起了个特别有学术意味的名字“医务奶粉”。

　　“医务奶粉”是新名词，但“医务奶粉”内幕还真算不上新鲜事——类似的“医商勾结”早已成药品销售的潜规则，“医务奶粉”事件不过是把药品换成了奶粉，是对这一潜规则的广泛运用，假以时日，以我们企业销售人员和医生们的创新能力，这样的业务合作和拓展或许会出现在更多的领域，比如婴儿奶瓶、尿不湿一类，诞生出“医务奶瓶”、“医务尿不湿”等等新生事物。

　　当然，如果“医务奶粉”事件能够被彻底惩治，上述现象或许并不会出现。但是，对于“医务奶粉”的查处，我们能期待多少？

　　“医务奶粉”潜伏得并不算深，至少，从举报者透露的情况来看，在妇幼医院，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举报者称，企业从前年就在太原实施“医务奶粉”战略了。举报者手下，“医务专员”有20多名，专门负责与医生拉近关系；与省市县乡的产前门诊、B超室、产科、儿保科医护人员建立“良好”关系，并通过她们向孕产妇赠送、推销奶粉；将产品放在以上科室“优惠”寄卖，或将样品交由医护人员向孕产妇免费发放。对如此面广量大的推广行动视而不见的有关监管部门，能够密切跟踪“医务奶粉”背后的利益链吗？

　　就在“医务奶粉”浮出水面的同时，“三胺奶粉”又卷土重来。“三胺奶粉”今日之汹汹来势，几乎已经证明了“医务奶粉”未来的有惊无险。“三胺奶粉”的复出背后就是查处不力，尤其是对那些涉案官员的惩处，并不能对继任者产生多大的警示作用。“三鹿事件”曾造成一批官员下马，但随后，这批问题官员纷纷东山再起。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变身为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则赴邢台市出任市长，既然相关责任人如不倒翁，“三聚氰胺”如何不能再“复出”？

　　但愿“三胺奶粉”的今天不要成为“医务奶粉”的明天，千万不要几番沉浮之后，一切又回归平静。那本该深入人心的“显规则”——法律，却仍然在许多人的意识之外。山西有关监管人员说，“我们会密切关注医生借职务之便，向孕产妇推销奶粉的情况，对于情况属实的医院和妇幼保健站，将依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事实上，如果真有“医务奶粉”，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依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的问题，而是要根据《母婴保健法》追究当事者法律责任。《母婴保健法》是护卫在母婴身前最后的一道防线，让那些敢于闯破底线的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处。

　　“三胺奶粉”给整个社会造成的伤害尚未愈合，“医务奶粉”如此大行其道，说到底是执法不力，违法不究。只有让法律真正成为显规则，潜规则才能消弭，才能彻底断绝了“医务奶粉”销售渠道，“三胺奶粉”也才不会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