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人们一谈起爱国，往往会联想到金戈铁马，血洒疆场。实际上，在和平年代，爱国就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爱国不仅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行动。当前，在中国经济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之时，积极消费就是爱国。(《瞭望》1月12日)

　　当前，消费迟迟难有起色，确实包括“文化传统、历史沿袭、思想意识、经济体制”等原因，但最根本的还在于老百姓的荷包并不是那么丰实，而且对后路的顾虑尚未出现根本性逆转。

　　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经济由城镇居民挑起了绝对的重头，农村市场则受制于农民收入水平。虽然现在政策力度很大，但收效并不是特别明显。这种不平衡的内需支撑本身就反映出社会收入水平及社保体系的巨大差距。有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360美元,步入了中等国家收入行列。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4140元，城乡的巨大差距不言而喻。

　　不可否认，近年来国家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投入力量很大，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就全国庞大的人口总量而言，尚未实现自由流转，还存在着城乡、东西部等诸多差别。正是因为存在这些困难，受此轮金融海啸影响，在珠三角、长三角及沿海其他省份，许多刚失去工作的外地务工人员迅速涌到当地社保窗口退保。由于退保人数实在太多，一些地方的退保窗口甚至出现了专门倒号的“黄牛”。

　　近年来，随着各地快速城市化，大量进城农民(有的也许已被称为新市民)的生活保障主要来源于外出打工，这部分农民早就失去了土地，现在又失去工作，手里的那点余钱才是他们未来生活的唯一保障。在此情况下，要想拉动内需，仅仅靠鼓励消费是不够的。

　　如果追溯美国现代消费经济的起源，“罗斯福新政”功不可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为刺激经济，罗斯福总统在积极挽救经济的同时，着重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尤其是罗斯福力倡“人人享有免予匮乏的自由”的执政理念，推动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既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免除了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又有效地推动了社会法制体系建设，为新一轮经济发展备足了制度资本。

　　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大政方针不容否定，但鼓励居民消费还须多算民生账，建立良好的社保体系。对每位居民而言，着眼长远，确保生活无忧，不给政府增加负担，这何尝不是爱国？我倒觉得，扩大内需、鼓励居民消费，应换位思考，真正站在一个普通居民个人的角度，认认真真地替他们算算细账，看看到底哪些钱可以灵活支配。这或许才是激活消费经济的政策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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