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12月16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烟草税和其在中国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发布会上，众多专家建议我国大幅提高烟草从量消费税，从目前的0.06元／包，提高到1元／包。专家进一步表示：每包卷烟烟草税增加1元，吸烟者人数将减少1370万，可挽救340万人的生命，政府的税收则将增加649亿元。

　　吸烟有害健康，这是共识，实施价格和税收措施减少烟草消费，也是中国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的责任。但现在大幅提高烟草税，恐怕有点不合时宜。

　　毫无疑问，大幅提高的烟草税必然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香烟的价格涨了，无非带来两种结果：部分烟民就此戒烟或减少吸烟量，另外一部分烟民则会选择档次更低的香烟。当然，我并不是说不要通过价格和税收举措减少烟草消费，但控烟应该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毕竟，抽烟是3.5亿中国人的习惯，不能动不动就搞休克疗法，要找准时机推行控烟才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也没有对缔约方给出控烟时间表的硬杠杠。

　　现在显然不是大幅提高烟草税的好时机。如果我们承认抽烟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习惯，那么，大幅提高烟草税就必然会增加烟民们(尤其是低收入烟民)的生活负担。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减薪、失业正成为很多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这个时候大幅提高香烟售价，必然会令处于困境中的他们不得不承担更沉重的生活成本。以一个烟民一个月抽10包烟计算，他一个月就得多支出10块钱。也许你会说，既然如此，不吸就是。呵呵，戒烟如果这么简单，控烟当可毕其功于一役，烟民也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除了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增加烟民生活负担之外，当前我国的控烟氛围显然也不是大幅提高烟草税的好时机。虽然“公共场所禁烟”等举措近年来在我国不断推进，但不容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的控烟氛围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最简单的例子是，很多国家都规定“吸烟会致癌”等警示语必须占据烟盒的1／3以上面积，但在我国，这些警示语都还只是烟盒侧面极不显眼的一句话而已。此外，在国外被严禁的烟草广告，在我国的电视上却经常以各种面目巧妙出现，抽烟的镜头在影视作品中也比比皆是。

　　通过提高吸烟成本来控烟，应该是各种软性控烟举措都已经到位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硬性手段。在软性控烟举措并未到位的背景下大幅提高烟草税，除了大大增加烟民们的生活成本之外，其控烟成效实在令人怀疑，还是缓行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