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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培训门:学员诉清华总裁班质量缩水败诉

  农历大年初一,于博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通过司法专递送达的判决书,于博诉清华大学总裁班质量缩水一案有了阶段性结果,法院驳回了于博的诉讼请求。

  沸沸扬扬的名校“培训门”事件看似画上句号,但于博的诉讼打破了沉默寂静的高校培训市场,以往那些各取所需,你情我愿的继续教育,一下子被拉入公众视野。于博的诉讼可能会推倒一副多米诺骨牌,即便只是一场口水仗,名校的金字招牌与金钱之间的眉来眼去也将变得不那么热辣和赤裸。

  农历大年初一,于博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通过司法专递送达的判决书,于博诉清华大学总裁班质量缩水一案有了阶段性结果,法院驳回了于博的诉讼请求。

  接到判决书后,于博在新年里赶写了一篇博客———《比次贷更烂的商业模式》,他在博文中写道,“继续教育领域的无法可依是清华北大豆腐渣培训的根源”,并表示要委托律师提出上诉。

  沸沸扬扬的名校“培训门”事件看似画上句号,这些天占据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的头条新闻是“海淀法院一审判于博败诉”。然而,令办学者意想不到的是,另外一位“深喉”级人物张家麟走向了前台,除主动联系到于博表示声援外,他还声称,将在近期把和自己有培训协议关系的北京大学诉之法院。

  清华陷入“培训门”

  于博是辽宁沈阳一家贸易集团的总裁,在与清华结缘之前已身家千万。为了拓展上市业务,于博决定找一家名校“充电”。2007年年底的一天,他在一家网站看到清华大学“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总裁研修班28期”招生广告。“当时广告承诺60人小班化教学,还聘请了郎咸平、林毅夫、魏杰、刘伟等12位知名专家学者授课,我就报名了。”于博告诉记者。他将3.7万元打入广告上提供的清华大学继教学院账户后,成为研修班一名学员。

  于博说,第一次上课时他就觉得不太对劲,授课老师并不是网上承诺的著名学者———“课程上了一半,还没见一个著名学者。中间不知从哪里请来一个老师,是搞咨询的,不仅讲课跑题,还经常在课余给我们学员打电话,要给我们的公司咨询一下。”

  去年5月,不满教学质量的学员们推举于博等4人为代表,找到总裁研修班的组织者张忠朝(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项目中心”主任),要求对研修班进行整改,兑现承诺。

  随后,学员们还找到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理陈肖庚。“陈肖庚表示研修班质量确实有所下滑,但这个总裁研修班并非继续教育学院的项目,而是外包给了张忠朝个人,作为个人承包项目,自然要追求利益,选择课时费便宜的学者。我当时把对话的过程摄录了下来。”

  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去年12月1日,于博将校方告上法庭,要求清华大学道歉并赔偿其经济和精神损失10万元。

  海淀区法院的判决书说,于博提供的“总裁班”招生宣传的网页资料不是从清华大学及其继续教育学院正式的网站上下载的。清华大学否认与这些网站存有合作关系。所以证明不了清华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进行了虚假宣传。而对于研修班教学质量到底怎样才算合格,缺乏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针对学员提出的教学质量问题,清华大学已进行了答复和整改。所以,学员对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反映并不足以认定清华大学构成违约。

  记者联系到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里陈肖庚,陈肖庚称他正在外地,不方便就此事作答,“法院已经有了判决,你采访可联系清华大学新闻中心,现在放假,估计你找人比较困难。”

  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上,于博败诉的消息成了新闻头条,清华大学关于此事的声明也格外醒目。胜利似乎偏向了清华,让办学者始料不及的是,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

  “中间供应商”自揭内幕

  于博和他的律师还在为如何得到清华和张忠朝之间的培训合同而苦恼时,与张忠朝有类似身份的人物主动浮出水面,亮出了和北大之间的培训合同,他是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的合作方———“北京大学变革管理与领导潜能开发高级研修班”项目负责人张家麟。“我只是代表高级研修班的中间供应商讲了一些真话,没想到有这样大的压力。”张家麟对记者苦笑着说,在他公开指出高级研修班的种种秘密之后,“杀人犯”、“大骗子”、“禽兽”……网络上一些漫骂就围绕着他,不堪其扰的张被迫向海淀区公安分局报案。“因为我不愿意败坏北京大学的名声,所以我办研修班亏了二十多万元。”张家麟向记者出示了他和北京大学培训中心签订的有关协议,在这份协议中,作为甲方的北京大学培训中心有四项权利和义务:审查学员入学资格,负责为学员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备案;审订乙方提交的教学课程方案;审查乙方所联系的师资人选;负责学员的成绩考核,向全部课程合格的学员颁发北京大学结业证书。“可北京大学培训中心做到了几点呢?除了支付授课教师一半的薪酬,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做到。我们的学员里,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有人一天课没来上也拿到了结业证书。约定的北大老师嫌课酬低不来,一天12000元啊,而来的一位老师没有提供课件,只提交了一份未完成的论文,还说‘这种总裁班懂什么法律’?我不让他讲,结果和培训中心的关系就恶化了。之后就不借给我们教室,不给麦克风、投影仪。研修班没有教室,只能做了4次移动课堂(去外地上课)。后来我们坚持履行合同,培训中心把我们安排在体育馆的地下室上课。“在整个过程中,北大培训中心基本上只做了两件事,盖章和收钱。就连那张鲜红的结业证书外壳都是我花5元钱从小卖部买来的,一开始结业证书上的学员相片都让我自己贴,媒体曝光这事后,北大培训中心才自己贴相片。”张家麟有苦难言。

  张家麟以前是北大医学部在职教育培训中心等多所院校的“特聘教授”,“是他们(北大培训中心)主动联系到我的,让我搞个项目,利用我自身的资源好招生。”张家麟说。张家麟只招到了27名学员,每名学生的学费是32800元,北大培训中心实收学员学费的72%,张家麟获得剩余28%。这样,北大培训中心拿走了63万余元,张家麟分得24万余元。“我设想的这个班很高端,不愿降低师资水准,所以自己亏损了一些钱。算上往来机票和住宿的花费,可称得上天价班了,我觉得不能对不起花这么多钱的学员,也不能对不起北大这块金字招牌。如果我像其他高级研修班中间供应商一样,为了赚钱,师资、课件等都得不到保证,就有可能出现于博诉清华大学这样的事件。”张家麟说。

  已在高校继续教育领域从业5年的张家麟自称很了解这块市场。“就那么几天课,你收人家几万元,来授课的老师也不是傻子,要价自然也高。优质的老师有限,他们的身价在业内基本上是公开的,一流院校的博导每天的报酬15000元到3万元,上过电视的更贵一些,于丹6万,张维迎8万,郎咸平10万,易中天12万……”张家麟说,中间供应商对成本的考量,也是课程质量的关键所在。“但是教育不能以盈利为主……我决定尽快起诉北大,要求它道歉,不是向我道歉,而是向学员和国人道歉。”张家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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