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晔

　　科学家们要尽科普的本分。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坦诚回答记者和外界提问。我们乐于看到公众热爱科学、追捧科学，这比求神拜佛好。

　　转基因技术有风险。要一分为二看。经过安全性评价的转基因材料在食用上是安全的。国外公司跟我们到底有没有利益协议，你们可以去调查！

　　50岁的林拥军从未如此，被置于那么多录音笔、摄像机和闪光灯前，这也完全打乱了他的工作节奏。

　　作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抗虫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项目负责人，埋头科研数十载的他，早已沉溺于同水稻、基因、显微镜间的私聊，突然要面对诸多媒体，显然难以适应。

　　但他仍尝试以极大克制与耐心，一遍遍回答着那些欠专业、多重复的问题，包括那些带有攻击性的诘问。

　　与转基因为伍16年，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退让。跟过往一样，他寄希望于每次退让，能换来向前一步。

　　一切都始于10月19日那场轰动全国的品尝会，实际上今年5月开始，转基因大米已在全国38个城市派发和举行小型科普会。正是这些星火，将争议推向巅峰，最终把华中农业大学 (以下简称“华农”)的科学家们“逼”上前台。

　　真相到底是什么？

　　“打酱油”的“种田农民”

　　新浪微博中收到万条唾骂的 “种田农民”，其真实身份是华农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严建兵，其研究领域包括“玉米基因组学和分子育种”。

　　专职研究玉米，却给水稻来帮忙，严建兵故而自称“打酱油”。就是他，参与组织了10月19日在华农举办的 “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

　　电话里，他声音高亢：“跟你谈20分钟，让你拥抱转基因。”

　　见面时，他时而悲观：“希望有生之年见到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那天。”“祸”由他起。

　　2009年，华农研发的、具抗虫外源基因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两种水稻获得农业部安全证书。这年，曾在“新语丝”上撰写科普文章的严建兵，看到力挺转基因的方舟子在网上喊话——“转基因大米有人送就吃”。严建兵便将华农版转基因大米寄给了方舟子，随后也送给一些严 “知根知底”的志同道合者，包括方玄昌(曾任《财经》科学与环境组主管编辑，现创办基因农业网)以及吴兴川、袁越等科学爱好者。

　　方舟子将获赠大米在网上“显摆”引发关注，也因为不断有网友索要，“种田农民”愈加坚信“品尝就是最好的科普”。今年5月7日，他在微博上发帖：“计划送出5袋BT大米，数量有限。要求立场坚定，政治清白，相信科学！”

　　2天内私信报名者达200人。

　　他从中挑选了5名积极分子，让他们自行召集亲朋好友开展品尝活动。由于反响热烈，严建兵索性全国铺开，迄今由网友组织的品尝会超过40场。

　　8月，央视特约评论员王志安在微博上公告筹备 “非首届转基因食品品尝及科普爱好者联谊会”，声称要办得“高端大气上档次”。许多网友打趣称：“武汉是转基因大米的‘老巢’，有必要来一场更权威、更专业的品尝会”。

　　10月19日，由科普迷们热情张罗，300余铁杆“挺转”网友参加“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所谓黄金大米，外观呈金黄色，系华农水稻团队研发的旨在将β—类胡萝卜素合成酶基因转入常规水稻生产出来的转基因大米。在品尝交流中，中科院院士、华农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关于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再延缓就是“误国”，以及认为农业部不敢拍板是“不作为”的言论，声声刺耳。

　　有人说，那天的张启发，当了一回“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孩子。

　　事实就是，“误国论”立刻引发大规模口诛笔伐，一时间，“反转”和“挺转”间的较量白热化。

　　也有略带偏见的将信将疑者。严建兵起初想不通：“华农明明巨大横幅打出来‘品尝会’，见诸报端却成了‘试吃会’。”

　　不过他很快理解了媒体谨慎选用“试吃”两字之用意：“从字面上看，‘品尝’与‘试吃’含义接近，但‘品尝’带有诗意，‘试吃’则需要勇气。”

　　林拥军的科普

　　严建兵的“打酱油”，让林拥军们骤然焦头烂额。

　　“科学要放下身段，科学家们要尽科普的本分。”这几日，林拥军等水稻团队的研究者们被学校要求——“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坦诚回答记者和外界提问”。

　　采访已是下午4时，林拥军还要赶去北京出差；但为遵守学校嘱托，尽量配合媒体，他连机票都还没买。

　　在华农基因楼，2-5层楼被水稻团队包下，涵盖分子生物学基础、转基因、品种培育。记者所在的2楼，主要围绕转基因。

　　两排都是实验室，密密麻麻的玻璃瓶，陈列在一层一层的铁架上，被白炽灯照着，各种细胞组织在瓶内，静悄悄地革命。

　　“众所周知，水稻杂交后会显出优势，但这优势是如何产生的？选用哪两个亲本，杂交优势就高？常规做法就是随机去配，耗时长、目的性差。但如果从基因层面研究，有目的地去配，或通过外源基因，使种子获得原先所不具备的性状，譬如高抗性、丰产性等特点，这样目的性很强，何乐不为呢？”

　　林拥军尽可能将专业术语说得通俗易懂，但这确有些勉为其难。

　　他说，转基因技术相当简单，三步即可完成。第一步，水稻种子经过培养，诱导出愈伤组织；第二步，把目的基因植入宿主细胞；第三步，将获得外源基因的细胞筛选出来，再分化成苗子。整个过程只需3-4个月。

　　真正难的，是基因定向插入和定向删除技术，转基因产品安全与否，很大程度上与之相关。

　　“10年前，我们在植入基因时，插入基因组序列的位点是无序、随机的。但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想插哪里插哪里。而且，在定向插入某个位点前，我们会进行预判，该基因组序列是干什么的？外源基因进入这段序列后会否有新基因产生？转入后，我们还能根据基因表达和代谢物进行再分析，这才是高科技，也就在近三四年才逐渐成熟的。”

　　他又试图浅显：“简言之，这项高科技，是为锦上添花，绝非添乱或打破原来。”

　　其实，一些百姓闻“转”色变的担忧之一，就在于打破和添乱。

　　对此，林拥军解释：“转基因技术是一门中性技术，本身不存在安全问题。外界评价安全与否，其实是针对转基因食品。我只能讲，经严格的食品安全评价过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他介绍，1973年，转基因技术最早出现在美国，中国的转基因植物研究则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9年，由中央财政投入5.1亿元的 “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启动，并对转基因工作实施严格的源头管理。“早期，我们就要与农业部安全评价部门取得联系，汇报打算转什么基因，只有评判转入后利大于弊才会去做。若弊大于利，干脆放弃。在此后开展的实验室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所有过程中，我们都会不断去追踪可能产生的弊端。如果弊端不存在或在可控范围内，才会进入到后期的食用安全性评价。华农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两个材料在实验室被研发出来后，从中间试验到2009年拿到农业部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用了11年。”

　　没完没了的质疑

　　林拥军称，自己所研究的转基因水稻的安全风险“完全可控”，但公众的疑虑却不受他控制。

　　为此，他一退再退，乃至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被外国同行责备 “为一些错误的命题做错误的科研”。

　　第一次退让是在2005年。当时，第一代“华恢1号”和“BT汕优63”已研发成功。它们的叶片、根茎和胚乳部分都含有昆虫毒性蛋白即BT蛋白。林拥军介绍，已经有无数国家无数次试验证明，BT蛋白对人体无害。然而，有人惊恐，昆虫吃了会死，人吃了会怎样？有人质疑，BT蛋白现在证明它无害，就能代表它数十年后依然无害？

　　类似的发问，常令林拥军哭笑不得。他向记者解释，昆虫毒性蛋白的杀虫谱很窄，只对鳞翅目昆虫有效，就连鞘翅目昆虫也杀不了，“我们也恨不得它能多杀点其他虫子，可指望不上啊！其实，这种专一性在大自然比比皆是，譬如许多虫子是不吃苦瓜的，因为苦瓜对那些虫子有毒，难道苦瓜就对人类有毒吗？”

　　然而，林拥军仍力求打消疑虑，于是水稻团队通过高科技，让水稻的人类食用部分即胚乳(大米就是水稻的胚乳)不含BT蛋白，只在水稻的叶、根、茎部分即昆虫食用部分表达出BT蛋白。这就是第二代抗虫水稻，2009年，水稻团队做成了。

　　孰料，又有人担心，类似抗虫基因等外源基因会通过水稻进入人体。于是水稻团队采用定向删除技术，索性丢掉了水稻胚乳部分的外源基因，也就是说，大米部分不光不含有抗虫蛋白，连抗虫基因都没有了。

　　林拥军的“隐忍”，遭到外国同行严厉批评——“你明知基因转入后是稳定的，人每天需要食用大量基因，假若外源基因都能转入人体中去的话，那人都成什么样了？”

　　林拥军何尝不懂呢？

　　人吃水稻几千年，人身上发现水稻基因了吗？其实，生物间的水平转移概率极低，否则整个生物界真要乱套了。

　　但他就是想向大众证明，“我们有这个能力和技术，可以作出令公众满意、放心的产品，消除大家的担心”。

　　他真不曾预想，一退再退后，阴谋论、利益论、不可预测论……各类质疑，变本加厉。

　　华农版的两种抗虫水稻4年前获得了农业部安全证书，这意味着此前，两种转基因水稻通过了包括环境安全检测、食用和饲用安全性检测、三代繁殖试验等重重关卡。

　　日前，当这些信息被披露后，公众首先发问：小白鼠喂养试验，为什么只有90天？

　　答案是：小白鼠的90天相当于人到中年。

　　林拥军说：“华农无权自证安全，小白鼠90天喂养试验是农业部委托第三方机构来做的。”根据华农已知信息，试验做了3代，喂养大米达5吨。

　　又有人认为“小白鼠与人差别大，试验无法证明人食用安全”。林拥军透露，农业部正委托中国农业大学[微博]做转基因大米的小型猪90天喂养试验，还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做猕猴喂养试验。但他强调：“猪和猕猴试验，是自选而非规定动作。”

　　事实上，就目前国际惯例，转基因食品和普通食品的安全性检测方法、程序是相同的。对于那些“自选动作”，严建兵告诉记者：“我不能说它是画蛇添足，但猪和猕猴这些更严格的试验已远远超出国际要求。”

　　他甚至忧心，待做完更接近人类的猕猴喂养试验，人们是否会进一步要求做人体试验，“那么，另一群人又会跳起来，怎能拿人体做试验？……这当真没完没了了。”

　　越过科学范畴的猜忌已经开始。

　　譬如林拥军称 “自己吃转基因大米已14年”，便有网友怀疑：“14年，是天天吃吗？你的小孩吃不吃？”

　　记者就这些问题向林拥军求真相，他坦言：“华农的两种抗虫转基因水稻的材料1999年就成熟了，当年我就开始吃。实话实说，刚开始进入中间试验阶段时，产量少，我吃的也少。进入生产性试验后，产量大起来，我就开始大量地吃，包括我的家人。但这绝非人体试验，我只想对比哪一个口感更好。”

　　据了解，华农水稻团队的其他成员，包括学生也经常吃转基因大米。另外，每年华农大实验室开年会，或外面专家来交流，华农在接待时都会标注好非转基因大米和华农版转基因大米，由与会者自由选择。转基因大米还作为福利，生命科学技术学院100来号教师每年能发到两包，但严建兵大搞各类品尝会后，这个福利打了对折。

　　“许多老师嫌不够，总是问我讨，”林拥军说，“我坚信它是安全的，且比普通大米更安全。至少它抗虫，不打农药。”

　　让林拥军快忍不住的，是被断言“华农转基因水稻团队矢志不渝推动转基因产业化，其背后有跨国公司操纵”。

　　此时他终于有些不淡定了：“我们没跟哪个公司在合作，签什么协议，考虑要卖给谁，由哪个公司独家去做。我们推广的最大用意，在于服务农民和农村。水稻科研是公益性科研，是由国家拨款的。大家不要这样去看农业，都这么看，我们的农业真发展不起来了。农业科学家都非常清贫。国外公司跟我们到底有没有利益协议，你们可以去调查！”

　　技术无好坏，关键在管理

　　“为何这些年来，转基因变得不像是一门纯科学了？”

　　当华农生科院一位大三学生得知记者在学校采访时，他向记者如此吐露其困惑。

　　严建兵也感到，转基因问题的分水岭出现在2005年。此前，科学家们都以研究转基因技术为荣。此后，随着争议渐起，曾让科学家们信心满满的转基因产业化之路变得坎坷而前途难测。

　　各种声音，各种动机。

　　林拥军忍不住要多谈两句：“现在研究经济的、文学的甚至军事的专家，都来讲水稻。我很想劝告和提醒那些专家，你只能说你专业范围内的东西，超出这范围，你就是外行，可能会影响你声誉……”

　　而他在其专业领域所能告诉记者的是，水稻种植目前面临农药、化肥，干旱三大问题。农药这块，在水稻的农药用量中，防昆虫的农药占80%。化肥这块，我国一些水稻田中，磷、钾含量其实并不缺，但普通水稻很难有效吸收，导致不得不大量施肥。还有抗旱这个老大难，云贵川每年八九月份旱情严重，影响水稻结实。以上问题，通过常规方法已难以解决，唯有依赖转基因技术，植入水稻所不具备的一些基因，增加其防虫、吸收磷钾、抗旱等性状，才有望使水稻生产再上台阶。

　　“转基因作物发展已到关键时刻，需要国家作出决断。海外公司正在觊觎东南亚巨大的水稻市场。中国有4.5亿亩，印度有7亿多亩，还有越南、泰国、缅甸等。我国水稻的转基因研究，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这是可以在任何场合说的话。但我很担心，这好不容易领先的技术会无限搁置下去，优势就会逐渐丧失。”林拥军说。

　　记者转而求教上海交通大学[微博]生科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张大兵，他也是第二、三、四届国家农业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

　　张大兵认为，技术无好坏，关键在于管理。“客观地讲，缺乏管理的转基因技术有风险，特别是生态方面。事实表明，转基因棉花的广泛种植已使主要害虫棉铃虫销声匿迹，却导致另一种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盲蝽蟓成为主要害虫，打破了生态平衡。因此转基因技术要一分为二看，它合理，但需改进和控制。我个人坚定支持转基因。我认为，经过安全性评价的转基因材料在食用上是安全的。”

　　他分析，现在国内外对转基因之所以争议激烈，有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主要是欧盟。欧盟农产品过剩，其生物技术也没有美国那么发达，因此立法反对转基因，实质就是反对美国生物技术进入欧盟市场。但转基因的生命力在于其突破传统的育种，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是产业和社会的需要。“譬如我们现在所吃的番木瓜，80%以上是转基因的。由于番木瓜一旦黄斑病毒感染，几乎就会绝收，不用转基因技术，就意味着我们就吃不到木瓜了。”

　　“再如，我国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比例超过80%，南美巴西使用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6个人可以种40万亩大豆，运到中国来，价格比国产大豆还便宜25%。而在中国农村，多是留守老人，提高生产力谈何容易？”张大兵透露，欧盟因长期反对转基因，已致欧洲农业处于被动地位，甚至殃及其他产业，“非常著名的巴斯夫公司，其总部已从德国搬到美国，今后，欧洲的生物技术领域就很难参与国际竞争了。中国此时应有自己的策略，选择自己的道路。”

　　就在记者结束采访时，华农发布官方声明，其中几句话这样表述——

　　“作为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大学，我们乐于看到公众热爱科学、追捧科学，这比求神拜佛好。”

　　“我们的科学研究也不会因为有各种误解和非理性的声音而停步，学校也一如既往地本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造福社会和人类的责任，毫不含糊地支持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