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武：公益诉讼急需体制和资金支持

　　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出门打车成了更多消费者出行的一种选择。但是当消费者面对“空驶费”时，似乎只能是默然应允和无可奈何。

　　2005年，一位年轻的律师将出租车收取空驶费的“行规”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便是第一位站出来对司空见惯的空驶费说“不”的人——熊武。

　　据了解，北京市出租车空驶费标准是1988年制定的，当时北京市政管委、市物价局、市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调整北京市出租汽车收费标准的通知》，规定出租车超出20公里要加收50%的空驶费。而在1998年，北京市物价局又将空驶费起收的里程缩短到15公里。

　　面对这份有“深厚”历史背景的“红头文件”，打这场空驶费的官司显然是在质疑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文件不合法、不合理。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熊武依然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打起了这场“必败无疑”的公益官司，向“空驶费”发起了质疑，从而引发了广大消费者对出租车行业的收费、服务、管理等方面问题的深度思考。

　　4年前，作为被告的北京金巢出租汽车公司在开庭当日并没有请律师，只有业务经理和车队队长出庭。该出租车公司业务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原告完全找错了对象，我们是按照市政府的有关规定收取空驶费的，我们没有任何过错，如果非要告，他应该告市发改委。他招手了，上我们的车了，就是认可了我们和他之间的营业合同，就认可了空驶费。”

　　熊武要求出租车公司返还5元空驶费的事件，是一次偶然，也是一场必然。针对这一说法，熊武解释说：“因为这种收费本身就不合理，偶然被我发现，原本它就必然会被百姓所揭穿、指责。官司最终是败诉的，但经媒体的大量报道和公众的讨论，相关主管部门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不合理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作为一名法律从业人员，熊武觉得自己有义务对这种“行规”说不，至少失败也是一种启示，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车票钱是怎么产生的。

　　不仅仅是北京，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对收取空驶费进行了强制性规定。2005年10月11日，熊武又以特快专递的方式依法向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提出“建议书”。

　　面对一场受社会关注的公益维权，熊武最大的烦恼来自于出租车公司的不理解。“出租车公司对我意见很大，他们认为政策是物价局制定并发布的，我应该去告物价局，但依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抽象行政行为(物价局对出租车运行价格的规定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立案。这种不合理规定的源头在我国出租车管理体制上，目前，出租车行业还属于垄断行业，出租车公司或多或少和政府部门有些关系，所以要从根本上破除出租车行业的寻租与垄断的体制。”熊武说。

　　3月9日，记者致电北京某出租公司后得知，目前在北京，消费者乘坐出租车超出15公里后，依然会加收空驶费。

　　2008年12月21日，铁道部下发《关于调整儿童票身高的通知》。这一政策的出台体现了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现有的一些公共政策作出了适时调整，赢得了百姓的支持。但在出租车垄断行业，政策上的砝码却严重地在向着出租车公司倾斜，让众多消费者别无选择地为出租车空驶费买单。

　　目前在我国，消费者面对垄断行业的消费诉讼纠纷普遍存在着起诉难、举证难、鉴定难及诉讼成本大、代价高等困难，对公益诉讼，缺乏相应的制度和资金支持。

　　法治的进程，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每一位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社会公益陈述和辩护，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法制建设。熊武之所以敢于挑战出租车业行规，因为他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理是人讨出来的。(本刊记者 李颖)

　　戴元龙：垄断企业公关无处不在

　　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经由多年的宣传鼓动，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日渐深入人心。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当然与一批批民间维权斗士、先锋的努力所推动的社会进步分不开。

　　戴元龙便是一位这样的维权斗士。

　　2009年3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上，戴元龙成为消费维权“全国特别贡献奖”三位候选人之一。

　　次日，戴元龙来到本刊会客室，对记者畅谈起了维权话题。

　　一小步成就一大步

　　消费者的权益没有免费的午餐，权利从来都是争取得来，而这争取的举动，大都始于对不公的义愤而迈出的一小步。

　　戴元龙笑着打开了话匣子，“第一次维权也是不经意间的行为。”然而这不经意间的一小步，却使得自己一发不可收拾，投身民间维权。随之而来的是电信行业这几年漫游费等资费普降，全国老百姓也都从中得到了实惠。

　　戴元龙坦言自己出身于农村，毫无背景。1990年7月，戴元龙从宁德财经学校财政专业毕业后，即任莆田公路段办公室主任，1994年起断续地任莆田公路稽征处稽查副科长9年，之后任某公路通行费征管站副站长5年，2008年又回到稽征处担任稽查副科长。

　　2002年，戴元龙起诉电信公司，索要固话市内话费清单，一审胜诉。此为同类案件国内首例胜诉。然而垄断行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

　　“从话费清单，到来电显示费用，再到漫游费，乃至月租费，电信行业的好多资费标准都是没有合法依据的。”他说。

　　“接受党的教育多年，为人民服务是我维权的原动力。”对于底层生活身受心知的他说。

　　在天性良知的驱使下，也在舆论的推动下，戴元龙走向了本职工作之余维权的漫漫长路。

　　维权不能太“较真”

　　电信行业这些年的进步，与戴元龙、王海这样一批维权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是他们这种权利意识的张扬，体现出了权利对权力的驯服。

　　不过戴元龙还是有点“异类”。“我跟其他维权人物不一样的，”戴元龙说，“其他维权人物多是去跟一些超市、个体老板等的侵权行为叫板，而我挑战的是电信、银行、供电等垄断行业及相关企业的乱收费问题，多起诉讼是全国首例。”

　　戴元龙说，“挑战这些垄断行业的企业，维护权益，心态要平和，不能太严肃，更不能太较真。”

　　“当初我第一次在莆田状告移动公司胜诉时，本地报纸也做了采访，可是后来稿件不明就里地在上版的头天晚上被撤掉了，这些垄断企业的公关手段像一只无形的手，是无处不在的。”戴元龙嘿嘿一乐，“不过电信行业好多问题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难以避免的。好多现存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一蹴而就。所以维权要依法维权，理性维权，要保证社会和谐。”

　　和垄断企业相比，自身力量是相当单薄的，戴元龙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社会互动，从而调动政府这个“裁判者”的积极性，共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剑指医院停车场乱收费

　　近些年，医药医疗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点和热点。可能大家还没意识到，国有医院停车场的收费也未必合法。戴元龙通过本刊表示，2009年他维权剑指国有医院停车场乱收费问题。

　　他说：“目前，大部分省地市的直属医院都是国家划拨土地兴建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然而相关医院设立的停车场并未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划许可，也没有相关停车场运营的营业执照，而收取的停车场费用没有上缴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这笔费用现在是‘下落不明’。”

　　“前阵子我去医院看病，把车停在了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指示牌说不能停车，结果就诊完毕发现车没了！找了半天，后来才知晓是被医院的保安挪到了门诊大楼前的停车场。没有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这个停车场根本没有收费权，至于移动权，那就更没有了。”戴元龙说，“停车场给我开具了自制的收据，不是正规的票据，也没给我税务部门的正规发票。对此我已经在当地工商部门进行了投诉。”

　　戴元龙说，这类现象在全国各地的国有医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我今年维权的重点。”他笑眯眯地说。(实习记者 惠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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