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下药市调查 药贩将回收药换批号卖出获利

　　近几年，上海街头游动着一些好像无所事事的人，这些人的出现，看似无关紧要，可实际上，他们以及他们背后那张庞大的网络，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用药安全。

　　上海街头现身神秘人群

　　2006年11月20日 上海

    不知从何时起，上海街头开始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都是一些操外地口音、整天在街边晃荡、回收药品的人，人称马仔。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处长盛国远：马仔在马路上立牌子回收药品，大概有几千人。

　　如此之多的马仔，他们每天回收的药量更是惊人，那些收购来的大量的药品又到了哪里呢？为了查出回收药品的去向，专案组对马仔进行了跟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了一些和马仔频繁接触的可疑人群。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处长盛国远：他们回收药品进行整理包装换批号。

　　马仔干的是体力活，只是回收药品的终端，在他们上头有一群中间商。这些人将马仔手中的药品进行整合，对一些老旧或是残破的药品更换包装，对一些过时的药品，更换批号。

　　为了查清药品的去向，专案组对中间商进行耐心的跟踪，监视，终于，一辆可疑的银灰色宝莱轿车进入了办案人员的视线。

　　顺藤摸瓜 贩药黑网浮出水面

　　宝莱车的主人叫刘步生，他先是给楼内正在与中间商接头的妻子打了个电话，这位从楼里出来的女人就是刘步生的妻子邵国英，随后刘步生和中间商把两大袋药品装到宝莱车的后备箱中。专案组人员在对刘步生的跟踪中，发现刘步生来到了一个叫做武汉鸿昌货运的托运站将成箱的药品搬运下来。

　　执法人员：他在照钱

　　刘步生和托运站的人员有说有笑看起来已经非常熟悉。在随后几天的观察中，专案组人员逐渐摸清了刘步生的活动规律。刘步生住在上海市闸北区的高档小区内，这辆银灰色宝莱车就是刘步生夫妻的运输工具，每天下午收货，收来的药品搬进自己居住的住所里。一般在下午或晚上送到鸿昌货运站发货。药品托运给汉口一个叫王玉军的人。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处长盛国远：每两、三天出货，每次十万元。

　　除了刘步生夫妇， 开银灰色别克车的徐保福和妻子陈珍琴， 开银白色三菱小汽车的胡祥芬和妻子陈凤琴，开着绿色吉普车的谷可进和妻子潘建英这三对夫妇也相继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中，他们住在豪华小区内，开着轿车，干着收售药品的不法勾当。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队长陈滨：药品去向广州、四川、武汉、黑龙江

　　几千个马仔，四对夫妻，一个远在汉口的收货商，这些数字大小变化的背后，其实也勾勒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收药、贩药的网络。

　　首先，由第一级的药贩马仔在街头收药，然后将药品交给第二级中间药贩，中间药贩对药品进行分类、整理、包装，改造批号之后再转给第三级药贩; 也就是谷可进、刘步生、徐保福、胡祥芬这些夫妇，然后再由他们将药品装箱并通过托运站发给外省药贩。经过慎重考虑，专案组决定将这上引下达的第三环节列为打击重点。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队长陈滨：这个环节药品数量最多，最集中，危害最大。

　　紧急出动 实施秘密抓捕

　　2006年11月20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上海市公安局出动近200人分4个小组对刘步生等4对夫妇实施秘密抓捕。

　　2006年11月20日17时15分，宝山组在纬地路将胡祥芬抓获，在胡祥芬的轿车里还发现大箱药品。

　　随后，执法人员火速来到胡祥芬的家中，将正在家中整理药品的胡祥芬的妻子陈凤琴抓获。

　　同一时间，闸北组在水泉路的地下车库将徐保福抓获。

　　干警：叫什么

　　徐保福：徐保福

　　在徐保福的住所也发现了大量的药品，这些药品摆放整齐，分类明确，执法人员在徐保福的家中还发现了一些用于更改药品包装的器具。 在另一个窝点执法人员还查获了用于更改批号的打号机。

　　11月21日凌晨1时，刘步生夫妇也被抓获，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刘步生夫妇将所购进的药品堆放在房间的各个角落。

　　2006年11月20日至21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上海市公安局一共端掉了7个黑窝点,抓获药贩子7人,查获药品351种,价值270余万元。

　　违法收购-生产-销售 罪恶一条龙为了什么？

　　这次行动中查获的单包装药品达到了52047盒。而这4对夫妇在银行的账户资金进出流量竟然有近9000万人民币。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药品回收销售网络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呢？

　　在上海市普陀区看守所，我们见到了刘步生，曾经当过车间主任的他于2000年下岗自谋生路。

　　刘步生：在马路上放个牌子收药，退休职工什么的拿药过来卖

　　刘步生告诉记者，他收购的药品大多数都是老百姓利用医保卡买来的。

　　刘步生：都是用医保卡的。

　　记者：是什么样的的人有医保卡？

　　刘步生：五、六十岁的人，四、五十岁的人。反正都是退休的。

　　一开始刘步生只是在路边收药，逐渐地，他结识了一些外地的药贩，刘步生了解到，他们对回收药品的需求量很大。

　　刘步生：开始从街边老太太那里收，后来收的药量不够，再从马仔那里拿一点。

　　刘步生的药品生意从此越做越大，他开始从街头马仔和外地药商中间赚取药品差价。

　　刘步生：一盒马叮啉(马仔)10元4收，我加一角10元5收，再加个一角两角卖出。

　　按照刘步生的说法，马仔收购药以后，每盒加价一角转手给刘步生，刘步生再从中加价一角两角发货给外地的药贩子。据调查，仅2006年6月份到11月份刘步生夫妇就先后44次将各类药品销售给武汉的王玉军等人，药品总价值达到了295万余元。

　　倒卖药品给刘步生带来了高额的回报，也使刘步生将法律抛之脑后。

　　刘步生：侥幸心理，看重的是钱

　　刘步生坦言他这些年都是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进行药品交易的。

　　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生产药品、经营药品的，应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07年4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一审判处刘步生有期徒刑7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其妻邵国英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其余3对夫妇的案件也正在审理当中。

　　巨额利润 诱人铤而走险

　　一盒一两毛钱的利润，看起来不起眼，但什么事都架不住量大。在五个月里，仅刘步生夫妇销售的药品总价值就达到了295万余元。以10元钱一盒，每盒药品提取一毛钱计算，刘步生夫妇最少也可以获利三万块钱。巨大利益的诱惑，或许就是街边药贩子屡禁不绝的原因所在。

　　记者在上海街头走访时，又发现一些药贩子。

　　记者：这些药都收吗？

　　药贩子：收啊。

　　记者：价格呢？

　　药贩子：达喜13块钱是最高了。我给的价钱全都是刚配来的新的药，过期的就不是这个钱了。

　　药贩子告诉记者刚配的新药就是用医保卡去药店买来的，药贩子还拿出笔和纸，给记者指点起迷津来，教记者如何利用医保卡赚钱。

　　药贩子：吗丁啉2盒，这个你只能拿2盒，这些总共配出来是154.1。卖给我我给你90块钱。

　　药贩子告诉记者最近风声紧，政府对医保卡消费做出了限制，已经不如过去好赚钱了。

　　药贩子：每一次不能超过200块钱，一个月不能超过八百元。一个月拿药不能超过5次。去年四百五百，一张卡四五千块钱，我们一天就拿回来了。现在可不行了，一天最多200块钱。”

　　这些胆大包天的药贩子即使面对政府部门的严厉打击，也不愿收手。原因在于充足的货源和暴利的诱惑。的确，我们家中经常会有一些废弃过期药品，我们可以交给药监单位的回收处，让他们做无毒处理。可千万不能贪图小便宜，卖给街头的药贩子。这样做今天可能挣了一点零花钱，可谁敢保证明天你的家人用药不是你卖掉的过期药呢？打造安全用药环境，需要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