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周再炒门票经济：限价令变身涨价令

　　记者 张建松

　　又到了“五一”黄金周旅游旺季，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依旧“涨”声一片，令许多计划在长假出行的游客又要多掏腰包、好生不快。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许多旅游景点还是“门票经济”，门票收入成为景区直接依赖的经济收入，部分景区收入甚至被用于补充地方财政收入，门票不断上涨凸现了我国景区面临的财政困境，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个表现。

　　旺季来临 景点门票涨势如潮

　　沪上大大小小的旅行社，近来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景点门票调价的通知。记者来到一家旅行社采访，工作人员从电脑里调出了一长串的名单：

　　庐山门票从4月1日起从135元涨到180元；崂山门票从50元涨到70元；曲阜孔庙门票从原来的50元调整为90元，孔府门票由30元调整为60元，孔林门票由20元调整为40元；黄山牯牛降景点门票从55元上升到了100元；临安青山湖从25元的大门票变成了多个景点“打包”的52元联票；浙江新昌的高迁古民居门票从25元上升至35元；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两个景点的门票从180元涨到280元；陕西黄帝陵门票由淡季的50元上涨到旺季的90元……。

　　“作为旅行社，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再相应地提高自己的旅游报价。当然，如果价格涨得太离谱，我们也会放弃这一产品，推荐客人选择其它的旅游线路。”这名工作人员说。前两年，上海就曾出现过因为门票上涨导致旅行社集体封杀景点的事件。例如2005年周庄门票价格上涨40元，沪上上百家旅行社集体封杀周庄旅游；2006年云南大理景点门票捆绑销售，变相提高了门票价格，也遭到了北京、广州和上海等各地旅行社的封杀。

　　尽管从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景点门票价格上涨并未直接影响到上海旅游市场的红火，但这并不表明消费者的认同。一些消费者认为，国家发改委发出的“限价令”反为景区涨价所利用。如果说，前些年景点涨价还要摆出各种各样的理由“遮羞”，今年许多景点则“理直气壮”地认为符合国家“限价令”。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新版“限价令”，票价50元以下的景区一次提价幅度不得超过原价35%，50元至100元涨幅不得超过30%，100元至200元不得超过25%，200元以上不得超过15%。上海的一位消费者算了一笔账：按照这一“限涨”，现在100元的门票，第7年就可以涨到接近195元；现在200元的门票，第7年后就可以涨到304元，这样的涨幅仍然是相当可观的，且看不出与景区管理成本有任何关联。

　　华东师范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庄志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许多旅游景点采取“旺季旺价”这一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因为黄金周期间的景点门票有如春运期间的火车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谁不想在长假期间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因此想旅游的还是要去旅游，价格杠杆是调节不了客流的。景区门票如果要涨价，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景区的保护和管理费用有提高的必要，涨价时机也未必一定要等到旅游旺季。

　　庄志民认为，旅游旺季的景点门票不仅不应该涨价，反而还应该降价，因为游客众多，使旅游产品的质量下降。至于如何调节旅游旺季的客流，其实再简单不过----以预约方式直接控制门票的销售数量。对于旅行社来说，则应该多开发“温点”和“冷点”的旅游产品，以引导客流，避开旅游“热点”。

　　门票经济 凸现我国旅游业发展尚不成熟

　　庄志民指出，目前我国众多的旅游景点之所以很难以“控制门票销售数量”来控制客流，其原因在于我国旅游产出的总体结构还是“门票经济”，门票收入在景区收入中占了“大头”。事实上，在“游、食、住、行、购、娱”旅游六大构成要素中，“游”应该排在首位，没有这个因素推动，其他环节的消费就无从谈起，景区景点门票产生的效益，只是一种辅助效益，“门票经济”凸现了我国旅游业发展尚不成熟。

　　这种不成熟最突出的表现在于管理体制尚待完善。多年来，我国世界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区普遍实行分权化管理，国家只给政策、不给经费，靠门票收入自收自养。不仅如此，有些遗产地、风景地还将门票收入纳入了地方财政、企业甚至上市公司的经营收入。在有些地方官员看来，用部分景点门票的收入作为财政收入，和伸手向省(市)、中央要钱，性质完全一样。

　　目前，在我国许多著名的世界遗产地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门票收入均已成为最大、最直接的经济收益，门票收入占景区总经营收入的比例还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有些知名度较高、集世界遗产地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于一身的景区，门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0%以上，个别的甚至高达90%以上。

　　统计数字表明：我国门票的平均水平占人均GDP的比例接近1%，是其他国家的10倍以上，堪称世界第一。而在许多国家，世界遗产及国家重点景区秉承的原则是：门票价格相对较低，许多著名景区不收、或象征性地收取门票，门票价格不超过人均月收入的1%。在资金方面，主要由财政拨款、捐赠、基金、发行彩票等多种手段，共同支持景区运营和资源维护费用。

　　例如，在法国，像卢浮宫那样的国立博物馆，门票价格才几欧元。在俄罗斯，本国成年人参观一次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只需100卢布。在

意大利，最贵的景点门票价格也不到意大利人均月收入的1%，参观著名的古

罗马斗兽场才需6欧元；日本的物价虽然昂贵，大多数旅游景点却是不收费的，即使部分历史文化古迹和世界文化遗产等景点实行收费制，与日本人的收入相比，也完全是象征性的。日本国宝级文物“镰仓大佛”的门票仅为200日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晓认为，世界遗产地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门票价格不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门票并不代表遗产资源和风景资源的市场价值，门票只能作为资源保护费用的补充。我国目前普遍推行的将景区门票收入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或企业经营性收入的做法，实质上彻底改变了世界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名胜的公共资源性质，表面上看是门票收取过高，深层次上是有关部门侵犯了公众利益。

　　张晓认为，我国公民为享有公共资源，不仅增加了个人支出，而且为世界遗产和风景资源的保护作出了超过其他国家人民的贡献。如果允许这种制度安排一直存在下去，不仅背离了政府和国家对公共资源保护负有责任的原则，也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平均收入水平不高、人民普遍并不富裕的国情极不相符。

　　降低门票 考验政府“执行力”的一项系统工程

　　一项研究表明，旅游景点门票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例越小，说明这个地方旅游市场化的程度就越高，旅游景区综合功能越强，抗风险能力就越强。

　　然而，降低旅游景点门票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我国许多旅游景区的门票、住宿、娱乐、餐饮、购物、交通等都是分散经营，利益主体多元，降低门票收入，延长游客逗留时间、增加其他消费所产生的综合收益，如何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分配？这无疑是考验当地政府“执行力”的一项系统工程。

　　杭州市的实践充分证明，在一个执行力强的政府统筹规划下，景点完全可以不依赖门票收入也可以活得很“滋润”，甚至更好。作为国家著名旅游风景区的杭州西湖，在一些地方抓紧时间涨价的时候，却首开“免费”先河。从2002年开始，杭州市政府决定对西湖环湖南线景区、沿湖的孤山、俞园纪念馆实行免费开放，随后，在国际博物馆日，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所属的六大博物馆、纪念馆又一次实行免票入内游览。今年“五一”，全国人民都可以到杭州免费欣赏“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的西湖胜景。

　　舍弃了门票“小利”，却带动杭州大旅游经济发展的“大利”。杭州市有关部门统计结果表明，西湖免费开放使景区管理部门增收逾亿元，带动了杭州旅游产业新增经济效益上百亿元。虽然门票免费致使游客的硬性支出降低，但通过购物、娱乐等弹性消费的增加使总的消费量不降反增。免票还带动了淡季旅游，优化了旅游产业的结构。

　　目前，我国在景区管理中尚未形成有效的社会参与模式和景区多样化经营体系。专家建议可借鉴国外一些成功做法，如吸引企业和社会赞助、发行“中国世界遗产和国家重点景区保护彩票”、完善资源保护基金会制度等，来弥补我国景区财政拨款的不足。在当前我国对景区管理体制和门票政策没有根本性改变之前，要加强对门票使用的监管，特别是对门票收入的使用提出明确的规定和

审计制度。而最终解决我国目前景点门票过高的问题，还必须正本清源，国家主管部门可选择一部分极具代表性的世界级遗产地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进行试点，将分权的管理体制改为集权的管理体制，增加公共财政投资，将取之于民的税收，用之于民，降低景区门票价格，让全体人民享有国家公共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