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成了最底端的“蛋糕”

　　招生背后的利益链条

　　武汉科技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芦倩，今年3月在英才网上应聘北京一所比较知名的职业学校招生办主任职位，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学校的就业协议书。

　　其中，“劳务费支付标准”作了详细界定，“招生人数为1~10人，甲方支付乙方劳务费人民币1200元／人”，依此类推，招生人数达到200人以上，甚至可获3000元／人的劳务费。如果业绩突出，还可以配送工作用车。芦倩说，优厚的待遇差一点让她心动了。

　　后来，学校对她进行电话培训：可以招聘兼职人员招生，回老家或母校拉生源。“高中老师、复读同学、学校校长、咨询登记点”都可以成为利用对象，可以给每个介绍人相应的提成……“越听越像传销”，芦倩说，“我不想去骗人，就放弃了签约。”

　　去年暑假，武汉大学一名自考生谭宏(化名)给武汉一高校做招生代理。跑了半个月，谭宏在家乡通过熟人招到4名学生，除去自己的花费，赚了4500元。

　　他透露了招生代理的潜规则：招生代理公司派出招生代理在全国各地设点招生。招生代理到了地方后，会凭借往年的“基础”，通过提成的方式迅速发展“下级代理”，而“下级代理”也会以回扣为诱饵聘请自己的“下级”。这样，以利益为链条，在短时间内，招生代理的网络就迅速形成。

　　一位名职校招生代理人员向记者介绍了运作细节：他们一般会与当地学校联系，一些较差学校的班主任、任课老师，都是这些招生人员的最爱。由当地老师召集一些落榜生，集体观看录像带或者直接由招生人员宣讲。面对眼花缭乱的招生简章，涉世未深的学生往往不知何去何从；面对讲得天花乱坠的招生老师，家长们又茫然四顾。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成为招生这个奇特利益链条中最底端的“蛋糕”。

　　他透露，这些中学的负责人或班主任、老师，动员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去读相关的职业院校，每介绍成功1名，他们就可获得数百元甚至高达千元不等的感谢费。

　　招生工作甚至一直延伸到学生的家中。偏远山区的学生信息不畅通，根本无法知晓学校实际情况，而每到招生时节，一些学校招生人员甚至走村串户、挨家动员，还虚假承诺保证就业。于是，当很多分数线下的学生有了更多选择的时候，反而因为招生陷阱的存在和招生灰色利益链条的上下通行而前途变得捉摸不定。

　　政府监管跟不上，办学实力差距大

　　混战背后几多隐忧

　　“大一前半年很多课连教材都没有，据说不少老师也是从外校临时聘来的，没办法，既然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大学生活。”安徽一职业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周静告诉记者，2007年高考仅300分的她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只是看了几个老师发出的招生简章来报名。“当时连成绩单都没要，我问将来毕业拿什么毕业证，他们说国家承认的毕业证。”现在周静终于明白，所谓国家承认的学历就是自考文凭。

　　武汉市第一职教中心党委副书记严春年介绍，每年职业学校间的生源混战，严重损害了职业教育的声誉。由于高佣金的诱惑易使招生代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甚至虚假的信息骗取学生入校，一定程度上形成招生欺诈；其次，高佣金的生源争夺战，容易导致民校招生市场的不正当竞争，形成恶性循环。

　　同时，高佣金也将转嫁学生，造成学生学费负担加重；有的学校成立了由骨干教师组成的招生班子，主要精力从教学转向招生，也挤占了民校教育经费，降低教学质量。

　　部分职校招生混乱也因执法主体不明难以得到有效遏制。7月24日，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工商所以涉嫌虚假广告为由对一家从事非法招生的职业培训学校查处，却发现该点持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批复并下发的“办学许可证”。至今该假冒招生窝点仍未被查处，原因是工商、劳动两部门各执一词，均认为对方是执法主体。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法规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非该点存在非法培训，劳动部门才可以查处，但现在该点不属此范围。

　　在记者采访中，有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劳动部门、教育部门、社会力量都在办学，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归口，这在管理上加大了难度，目前民办学校数量很大，竞争也激烈，这就导致在招生中一些违规现象的出现。要想规范招生市场，还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

　　“政府监管跟不上、办学实力差距过大，则必然会引发恶性竞争”，武汉科技大学社会学专家孙君恒教授表示，有关部门应出台更为详细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实行归口管理，建立、健全民办培训机构的扶持和约束政策，同时敦促行业成立自律组织，这样才能使职业教育更加规范，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