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继新 北京报道
张同禄经过北京美术馆，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四处张望，没有看见认识的人。
当他准备继续赶路时，发现叫他的人是一个街边的理发师傅。
“那是我们厂的一个八级技工。”张同禄说，“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在工艺美术行业，八级技工就是最高级。他们还不能像张同禄那样被评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但也是工艺美术行业里顶尖的人才。
62岁的张同禄只能唏嘘，没有别的办法。自从他所在的北京工艺美术厂2001年破产后，上了年纪的技工们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张同禄有了自己的景泰蓝公司，但那时候他的公司连发放工资都无法保障。
北京工艺美术厂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工艺美术生产企业，也是全国最大的景泰蓝制作厂。
但是2004年12月，这家企业便不复存在——至少从法律上是这样。
四十多岁的孙宝才是原工美厂内画车间的职工。17岁就进工美厂的孙宝才，同样目睹了工美厂最鼎盛的时期。
那是1975年至1980年期间。由于大批外国政府开始步美国和日本的后尘和中国建交，中国一方面需要向频繁来访的外宾们展示自己，另一方面也需要有能够立即换成外币的产品。
传统工艺美术品便成了当时中国的最佳展示品和出口货物。“我们一个景泰蓝就能做到一元人民币换一美元。”孙宝才说。意思就是，一个价值100元人民币的景泰蓝花瓶，出口就可以卖到100美元，孙解释道。
北京工艺美术厂鼎盛的时期，也是北京工艺美术行业鼎盛的时期。当时整个北京工美行业共有3万人，不光是景泰蓝，花丝镶嵌、雕漆、玉雕、牙雕、料器、手工织毯，都是北京换汇大户。当时的北京工美厂有4000名职工，北京玉器厂也有3000人，北京雕漆厂有800名职工，北京料器厂有900名职工。对于强调艺人的个体经验和禀赋的传统工艺美术来说，这样大的工厂规模是历史上不曾有的。
公有制的工艺美术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事物，但是作为政府开办的工艺作坊，亦称官窑，已有近千年历史。自辽代建都北京至今，历代朝廷都从全国各地招募能工巧匠到京城从业，成立专门的机构为皇家御用。这样的机构，元称工部，明称少府监，清称内务府造办处。官窑制作的器具，专供宫廷。宫廷或自用，或馈赠宾客，这与建国后恢复的工艺美术行业的地位有些区别，当然，更大的差异是后者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这么多人？我们还做不过来呢！”料器厂的料器大师邢兰香说道，“我们厂的900个人都不够，外面的加工点还有2000人。”
邢兰香所说的加工点，指的是北京郊区县的乡镇工美企业。80年代初，随着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再加上的确订单太多做不过来，北京工美系统下属的工厂几乎都把大量的单子外包给这些乡镇企业，为了保证质量，工厂还派出老工人去教导和监督加工点的工作。
“但就是这些加工点把我们给毁了。”孙宝才说。
1987年，张同禄清楚记得，在那年他访德时，遇到德国代理商抱怨他们从中国进口的景泰蓝瓶子在灯光的烘烤下会“流水”。张仔细察看便发现，这是因为点蓝(即给铜胎上釉)工艺太差，导致釉面开裂，制作者便用蜡抹平这些裂痕，才出现了遇灯“流水”的情况。
无法抢占国内市场、同时还被逐渐挤掉海外市场的官办的工美工厂们，在80年代后期纷纷开始走下坡路。一个数百人的企业几年间就只剩下了一两百人。
到90年代初，中国恢复对外出口并开始加速起飞时，出口重心开始向服饰、玩具、初级工业制品等转移，工艺美术品开始得不到重视。到1998年，工美系统各厂已经大不如前，北京工艺美术厂只剩下三百名职工，雕漆厂还有几十人，料器厂已几乎没有了生产。北京工美总公司下属的50家企业也大多是这种情形。
1999年，打着“民间艺术回到民间去”的旗号，北京工美总公司将这些包袱全部扔给了北京各区县。这些工厂的厂址都是在地价高昂的北京二环路以内，不少工厂因此就或主动或被动地卖了厂地，再把新厂迁到更远处，或者破产解散了事。
但是因此流失了的大师和技工们就像美术馆的那位理发师傅一样，没人再过问。
2002年，北京市组织工艺美术界的人士，讨论制定《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我们厂破产前你们在干什么？”张同禄在会上第一句话就不高兴地问道。
响应国务院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北京市的《保护办法》终于出台。大师们得到保护了，但接受衣钵的人哪里找？手艺得到保护了，但作坊却没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料器厂等四家原工美系统的厂子成立了北京工美凤凰旅游集团公司，该公司的第一笔投入就是在北京南城离花市——清朝造办处的原址——不远处的北京料器厂厂址上建立了“百工坊”，召集北京、乃至全国工美界的大师加入，一方面给大师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也创造了旅游价值。
北京工艺美术界有头面的大师，在这里都有了自己的展室。他们不光展示作品，甚至还现场表演。
但是百工坊用来吸引商户——大师也是商户，只是免了部分租金——的一点，是允诺了可以通过旅行团来增加商户的生意。“从2003年11月开业到现在一年了，他们允诺的流水数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一个在百工坊有展室的大师说道。
“在这里开设工作室，只是求个名号。”张同禄说，“根本赚不了钱。”
不过，得承认的是，如果百工坊能够替大师们建立起名号，也算是有成绩。但百工坊的难处就在于，它还得考虑商业效益。
张同禄从没考虑过自己亲历的官办作坊的终结。他也不知道，当没有一个厂派给他学徒时，该如何将技艺传授下去。“现在学这个哪里有学计算机有前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