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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周刊:硅谷就是这样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6日 11:22  《第一财经周刊》微博

  Money...!

  等到股市出现并与风险投资结合,硅谷的历史就开始了。

  文|CBN记者 杨樱 徐涛

  还是要从保罗·格雷厄姆说起。他说互联网创业公司就像蚊子,“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数量多,作为种族可以生存下来,作为个体九死一生。”

  保罗·格雷厄姆是个硅谷风险投资人,他创立的孵化器Y Combinator(这其实是个计算机术语,意思是启动其他程序的程序)除了让蚊子们的个体生存率比以往更高之外,还改变了硅谷的风险投资模式。

  对,我们之所以总是提到这个人,是因为保罗·格雷厄姆进入了硅谷投资模式里的一个无人地带:以往,投资额徘徊在2万至5万美元的天使投资人和动辄花上百万美元左右的风险投资人之间没有过渡,创业公司九死一生的原因部分在此。他们在用完最初来自亲朋好友攒起来的启动资金之后,往往等不到下一笔救命钱。

  光解释Y Combinator提供多少投资并不足以解释这家公司对传统风投的威胁性。保罗·格雷厄姆实际上开发了一套流水线:每年有两次,Y

  Combinator都会在一轮面试之后挑选创业者加入他们为期13周的创业公司孵化班,每个被选上的团队会获得总额为1.1万美元+3000X美元(X为创始人团队数量,如果有3个,则为9000美元)的资金,作为交换,Y Combinator可以获得6%左右的股权。在这笔小额投资之后,创业者将根据Y Combinator的网络与圈内知名投资人和创新人士紧密交流,这意味着他们真正进入了创业圈,而不只是拿着一笔钱摸不着门道。最后,他们会参加一个叫做Demo Day的创业项目发布会─底下坐着各种风投和记者,每组团队通常只有3分钟时间展示自己,场面热烈有如选秀。

  你可以把Y Combinator看作引领风投的风投。在把Y Combinator带到如今这个状况之前,保罗·格雷厄姆是个不错的创业者,基于经验和其他不知是什么的因素,他和Y Combinator的其他创始人的眼光令大多数投资者羡慕,比如2010年夏天,他投资的36家公司里有33家在离开Y Combinator后获得了投资,命中率达94.4%。保罗·格雷厄姆很满意,如果这个数字达到100%,他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保守以至于错过了更多好公司。

  这个眼光─或者说它带来的口碑─让硅谷投资人为好主意投资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因为更多人信赖Y Combinator,并且如Techcrunch这样的博客几乎立即会跟进报道被投资公司,要抢到一个好点子变成了分秒必争的事情。Y Combinator因此也拥有了更多模仿者,比如500 Startups和TechStars,当然还有在中国的李开复的创新工场。

  这就是David Lee口中那个“像好莱坞一样的硅谷”。

  你可以把David Lee看作韩国版的李开复,他同时在两家分别叫做SK Telecom Ventures和XG Venture的风险投资公司担任合伙人,还是后者的创立者。就像字面含义一样,XG Venture是一个由谷歌前员工创立的风投,现在还是Y Combinator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ernership)。这个韩裔美国人2000年以销售和商务拓展的职位加入谷歌,一手开拓了谷歌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市场。

  在Palo Alto那间办公室里,David说现在硅谷有如好莱坞,技术成了流行,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样的存在,“这里除了天使,还有超级天使,还有孵化器,还有企业投资团队,还有私募基金。每个人都不想错过好项目,有时候你只是犹豫一下,甚至只是遵循自己投钱的流程,你就错失了机会。”

  这句话放在70年前听起来会相当匪夷所思。二战之后的美国一切都在飞速变化,怀有商业创意的人会去找富商寻求资助,例如在洛克菲勒家族帮助下创建的东方航空公司。但变化太快了,人们来不及去想富人在复兴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到底能有多大,而银行不愿意向创业公司贷款,它们更信任老牌企业或者房地产,因为土地永远不会失去价值。

  现在的情况则是,有那么多人愿意为Color这样面目模糊的公司投上4100万美元,而诸如Tango这样的移动视频聊天应用不过上线9个月,也可以拿到4200万美元的融资。硅谷的投资额度被一再刷新,对于风投来说,不能错过一个伟大的idea,这几乎成了它们最重要的指标。按照David的说法,硅谷风投甚至有了“梯队”这个说法:第一梯队风投,比如红杉,它们淘汰下来的创业公司就没人再理了,但是第二梯队的风投抛弃的项目倒是还有可能重新受到关注,那些更有自信的风投会不甘心地再筛选一遍。

  “并且硅谷风投同样靠的是自己的关系网,这一点上跟好莱坞明星经纪人没什么两样。”他说。因为出身谷歌,David最初投资时看重的是创业公司拥有什么技术,但他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美元花光之后,依然没有任何可市场化的产品出现。更重要的是,硅谷技术的繁荣让风投日渐认识到,任何技术都是可复制的,不可复制的是团队本身。所以David在被问到什么是关键时,毫不犹豫地说“团队”。

  让我们回到保罗·格雷厄姆的眼光上去。《企业家》(Entrepreneur)今年3月对他进行了一个“为什么有的公司能拿到你的投资而有的不能”访谈,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在寻找什么?”他们听到的答案是“决心”。保罗·格雷厄姆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以为他在寻找聪明的人,但最终证明智力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重要。如果一个人有等量多的决心和智力,那么在他成功之前,你可以不考虑大部分的智力因素。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怎样算是好想法”,而答案是“好想法通常听起来像坏想法”。比如Facebook开始的时候,不过是哈佛大学生的社交目录;谷歌开始的时候,搜索看起来根本没多大用,那是个门户网站的年代。

  风险和回报永远成正比,所以难怪红杉资本合伙人迈克尔·莫里茨说:“先锋产品这个词听起来就像市场毒药。”这就像个悖论,风投首要的是寻找颠覆性的创意和构想,但创业公司的第一代产品往往只是给他人做嫁衣,真正有利可图的是第二甚至第三代。

  当然,无论如何你都可以看收益这个终极指标,这也是衡量Y Combinator创新程度的标准。创立至今6年内,这家公司已经投资过316家创业公司,其中210家总估值超过47亿美元,由此平均每家估值为2240万美元─当然由于创业公司价值的不稳定性,这个数字随时可能被砍掉一半,但除非所有风投都赔钱,否则这些数字还能作为一个参考下限。

  还记得我们开始提到的东海岸吗?最开始的时候是哈佛教授乔治·多里奥特将军(General Georges Doriot)。他在1940年代创办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并投资了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这是发生在东海岸麻省理工的故事。接下来是阿瑟·洛克(Arthur Rock),这位当时在海登·斯通证券经纪公司(Hayden,Stone&Company)工作的投资经理将富有的费尔柴尔德引荐给了肖可利实验室的8位科学家,让他们在硅谷建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政策变化。1978年,美国国会将最高资本利得税从近50%调整到28%,3年后又下降到20%;1979年,联邦政府允许养老基金进入风险投资,使得在接下来岁月中养老基金成为新风险投资中最大的资金供应源。如果看1980年代后美国从石油危机中解脱这件事,同样是仰赖资本利得税。

  1960年代的硅谷出现了两种技术:一种是制造集成电路的技术,一种是制造新型公司的技术:通过发明新技术实现快速增长。前者迅速发展到其他国家,而后者没有。五十年之后,初创公司在硅谷和美国其他一些城市非常普遍,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还很少见。

  有趣的一点还在于,硅谷技术反过来推动了资本的变化。从华尔街现场交易,到电报电话,再到彭博通讯社把信息民主化,更多人能进入并掌握交易;1990年代,纳斯达克最终实现了电子交易,摆脱了交易员和中介,成为投资民主化的标志。而在这个过程中,硅谷是推动力,也是最大的收益者,因为最愿意冒险的那部分资本在这里聚集,并成为了投资下一波美国技术公司的力量。

  在见到David的那个下午,他带着我们去Palo Alto AOL大厦参加传说中的Demo Day,David是坐在台下准备向一一上台的创业者发问的风投之一。硅谷不停地在举行这样的创业演示会,风投和创业者一样忙碌。这次的活动组织者SeeLab(Standford Student Startup Accelerator)是斯坦福大学的孵化器,你看,即便是斯坦福,他们也意识到光把学生培养成出色的工程师是不够的,最好还得让他们在创业的热情之外具备创业的经验和常识。

  于是你能看到一场精心准备过的创业演示秀,它不会比American Idol差多少。第一个上台演讲的男生站在讲台阴影里抑扬顿挫地说人类历史上医疗材料无非就是纸张、针头和塑料,而这些东西中最近的发明也有快100年的历史了,现在他要改变历史。并不是每个演讲者都会强调愿景,其实每个人都只强调一种竞争力,或者是市场定位的准确,或者是创业团队的精良。虽然有人抑制不住因为紧张而变得尖锐的嗓音,但大多数人已经知道什么时候该停顿一下,留出时间让人们看着PPT笑上几秒。

  你知道1980年代初全球最大市值的公司是谁吗?─反正肯定不会是苹果。同样,你也不知道在这场秀里面,会不会产生下一个谷歌或者苹果,这就是这些风投挤在台下不断提问的原因。

  芯片设计师、畅销书作家安迪·凯斯勒写过一本书叫做《我们如何来到现在》。他说17世纪发明了加法器的帕斯卡尔没有人为他投资去做更深入的研究,结果他只好跟费马一起去研究概率、怎么赌博赚钱去了;瓦特也没有上市,但他的资助人(我们可以理解成风险投资)博尔顿也没有机会去套现,本来瓦特也可以卖出一部分股份或者买回博尔顿的股票。但这样的机会思科得到了,英特尔得到了,谷歌也得到了。

  这意味着与我们熟悉的创业相当不同的路径。这位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掌管的对冲基金从1000万美元变成10亿美元的天才投资家,认为让政府来管理投资是不对的。这连伊丽莎白一世都看得出来;交给银行也是不对的,因为银行避风险的本性不会对这些存在风险的项目过于关注。

  直到股市出现并与风险投资结合,硅谷的历史开始了。

  这句意味深长的俏皮话出自既不硅谷也不华尔街的伍迪·艾伦。他说对了。“技术和华尔街可以一同躺下,但是都睡不了太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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