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革军

　　世界经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并陷入低迷，许多经济体都试图通过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美联储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已先后多次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频繁通过扩大购债规模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欧洲中央银行长期维持较低的基准利率，并启动欧洲版量化宽松政策——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日本为应对经济不景气和长期存在的通货紧缩，长期施行“零利率”政策，向市场空投货币，促使货币竞争性贬值，改善国际贸易条件。

　　主要经济体频繁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一系列争议。有观点认为，量化宽松的政策会引发主要货币竞争性贬值，导致一定程度的货币战争，不利于世界经济恢复可持续稳定增长；也有观点认为，宽松政策将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全球货币“放水”将降低发达国家的资产收益率，改变国际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使资金可能大规模流入新兴国家，给这些国家的资本账户管理带来新挑战，并加剧资产和通货膨胀；也有观点担心，过度宽松的政策不仅使中央银行丧失应有的独立性，也加剧了货币民族主义倾向；还有观点认为，在越来越开放的世界环境下，货币政策逐步被作为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因素，演变成维护稳定、增长和安全的重要手段。

　　为什么各经济体频繁使用货币政策？存在决定意图，货币政策频繁使用与特定时期经济发展需要有直接关系。由于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低迷和长期不确定性，宏观政策目标诸如增长、就业、国际收支、物价始终处于摇摆、波动状态，各国因而都希望通过宽松的政策为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给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以增强市场信心。频繁运用货币政策也与中央银行独特作用有关。中央银行具有创造货币的能力，通过自主运用和创设政策工具，可以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进而影响市场的流动性和全社会的信用能力，这为货币政策的灵活使用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外，与其他公共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相机抉择，调整频率也无明确的法律限制，决策更为直接，程序相对简单，政策操作也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先后实行适度宽松、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存量有了明显增加，货币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货币总量的增长既是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也与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金融结构相适应。它既要满足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需求，又要适应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需要，同时要反映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需要，这种增长是中国经济转型期所伴随的体制现象。

　　从长期看，单纯靠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不能拯救世界经济，更不能代替改革，反而会加剧金融风险和道德风险。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主要是发达国家过度负债、过度使用金融，以及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国际金融秩序造成的，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改革，促进全球再平衡。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坚持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政策，努力促进经济转型，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汇率，为全球再平衡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关键在于主要经济体加快结构改革，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改善私人部门需求，促进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加强政策协调，摈弃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确保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深化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反映和适应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妥善处理好货币政策、财政整顿与经济复苏的关系，在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中期财政可持续，并减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