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丛亚平

　　时至今日，中国股市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看似归因新兴＋转轨，表现为“三公”缺失，但人们还没有说清楚一个基本问题：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股市，究竟如何理解“市场”与“社会主义”，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为什么A股市场总是“重融资、轻回报”？

　　结论其实并不复杂：归根结底还是认识和立场问题。执政理念正确，立场即正确，资本市场的定位问题、主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有官员曾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进行过憧憬，冀望资产证券化能助推中国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者。这一宏愿若想实现，必须先化解阻碍中国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人们欣喜地看到，最高决策层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并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完善新股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然而，如果这一次再不依托共识，下定决心，拿出勇气彻底改革，仅满足于过渡性、技术性的小修小补，已付出沉重代价的中国股市发展将丧失历史性机遇。

　　正确的改革艰难，但改革必须继续，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回头路，也经不起更多的试错。

　　迷失坐标的中国股市

　　“股市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这一全球资本市场都认可的规律，在中国却成了笑谈。连续多年经济增长独步天下的中国，股市表现却是“熊冠全球”：从2001年到2011年，中国GDP从9.5万亿增长到40多万亿，然而A股沪综指竟是零涨幅；长期的经济增长与长期的股票回报率脱节，市场投资者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投资几成零和游戏。

　　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和业绩、估值、流动性的常规解释已然失效，人们不得不深思股市背后的基本面。问题根源何在？其实，中国股市的“设计理念和根本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当根和枝干都出了问题，枝叶如何能够繁茂？

　　错误功能定位造成股市先天不足

　　中国股市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患有先天的心脏病，或者叫心室不正。上世纪90年代，大量机制落后、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不仅拖累了国家经济，也把几家国有大银行吃得快底儿掉。股市当时之所以获批建立，最直接的动机是要让其为国有企业“脱困”输血。谁都知道，永远不用还也不用支付利息的钱就是天上掉馅饼。各地因而瓜分发行指标，把许多养不下去的困难企业和能与特权搭上关系的企业包装上市，到中国老百姓的口袋里去直接掏钱，天量储蓄就这样被“转化”为资本金，挽救了中国经济。而资本市场各种机制的设置亦围绕这一目的产生。这样的动机永远不会出现在红头文件里，但所有了解中国股市的人都心知肚明。

　　20多年来，无论多少时髦的语汇和规则被运用在股市政策中，总是那些能上市的公司、能发行和承销原始股的机构、能成为上市前股东的人得到巨大的利润；而参与二级投资的百姓，若非有高超的财技，跑赢GDP 、CPI只是奢望，赔钱更是习以为常。

　　按理讲，资本市场应该具有两项功能——融资和投资功能。两者不可偏废。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融资功能，资本市场就不能起到支持企业和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没有投资功能和升值空间，又有谁愿意冒着风险把钱往股市里投呢？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应该兼具融资与投资功能，其中任何一项功能的“偏废”，必将影响到市场本身的发展。

　　而中国股市的定位错误恰恰表现在，管理层、制度设计者和能够影响决策层的权势集团在内心里(不是嘴上)真正重视的是“融资”和“圈钱”，而不是放水养鱼，依靠理性证券化推动国家经济更优增长，更不是广大公众投资者能否真正获益。融资被简单等同于发展，成为决策的唯一标准。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公众投资者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被制度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声音很难进入决策者的耳朵，他们的利益长期被掠夺却无人理睬。于是就必然出现这样的局面，十几年来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对过度“圈钱”长期失衡愤怒有加，但股市却没有任何改变！一些人过去总是责备投资者没有长期投资理念，只会投机，不断开展对投资者的教育。但问题是，如果中国股市早就在一级市场把200年的利润都提前拿走了，把虚高估值的股票丢给二级市场，让公众投资者来承受痛苦的去泡沫化过程，这样的市场谈何长期投资价值，又怎能责怪投资者只会投机呢？

　　据Wind统计，1990至2010年的20年间，国内A股累计融资4.3万亿元(未算2011年的融资额5073亿元)。再加上6000多亿元的交易印花税和4000多亿元的券商交易佣金，股市20年从公众投资者手里拿走了5.3万亿元，而由于普通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一般不超过30%，其累计分享的现金红利不超过约0.54万亿元。这相当于，20年投入10元钱仅拿回1元，回报率远低于存款利率，如果扣除印花税和佣金等费用，绝大多数投资者收获的都是负现金流！A股市场到底是投资市还是圈钱市，已是一目了然。

　　中国的投资者从来都不拒绝“合理融资”，反对的只是“圈钱”。发达国家IPO市盈率在5－15倍之间，而股票投资回报率却远远高于其倒数，这就是合理融资；然而A股发行市盈率平均达四五十、五六十倍，创业板、中小板的新股甚至发到了150倍、200多倍，股市分红远比银行利息还低，众多上市公司甚至一毛不拔。市场起码的生态平衡无从谈起。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所言，过去的中国资本市场仅仅是上市公司等发行人的圈钱工具，“重融资、轻投资，重圈钱、轻回报”的游戏规则没有转变，这种做法将巨大的风险留给了广大投资者。

　　定位错误源自“立场”偏差

　　A股市场为什么会出现长达20多年的“定位”错误？深究下去便会发现，实际上是由于领导们的“立场”出现了偏差。说白了就是：你真正关心(不是口头上)的是大多数公众的利益，还是少部分利益集团，你的利益是和公众在一块，还是和少数特权机构绑在一起？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微博)介绍，一些领导或机构甚至错误地认为，“与其让利于二级市场投资者，不如让给上市公司发展”，“市场化询价不怕价格询到天花板，早晚它会回到地板上。”这样的论调浸透了对公众利益的冷漠和麻木。难道这么多年来公众投资者向上市公司的输血让利还少吗？当少数特权机构和大小非以“天花板价格”抛股暴富，留下二级市场的暴跌股价时，伴随着多少股民、基民们的血泪和悲鸣。这种认识上的偏废和立场上的错误定位，是中国股市长期失衡的根源所在。

　　其实，所谓维护国企利益、公司利益，也已被异化成为维护少数利益集团的代名词。因为国企巨大的行政垄断利润并不与人民分享，只是在近年来社会的强烈反对下，才上交了5%－15%的盈利；能够享受到国企好处的是掌握权力的国企高管等少数人。国企携强大的垄断资源和实力，不断从市场抽取大量近乎无成本的资金血液，而为其巨额利润长期埋单的，仍是广大的公众！

　　华东师范大学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志林教授的一句话说得很准确：A股市场的投资者从来也没有受到“善待”，1.63亿股民、70%家庭参与的A股投资者的痛苦指数全世界最高！这样的一个“市场”没完没了地满足融资者和再融资者的胃口，对“制度化掠夺”一味纵容，而丝毫不顾及已亏损累累的投资者利益，丝毫不为一年总市值损失7万亿而心疼(其中有相当多的国有股损失)。如果在融资者和投资者共同完成的这场游戏中，只有少部分人喜悦而让多数人蒙受痛苦，“只听富豪笑，哪管百姓哭”，这样的游戏必然就玩不下去。如何善待投资者？这是对管理层诚意和智慧的重大考验。

　　美国股市一两百年了才发行三千来家股票，中国只用20多年就上市了逾2400家A股。由于市场扩容太快，圈钱太狠，频繁的IPO、再融资、大小非套现对股市抽血严重，长期严重失衡的结构性矛盾终于酿成阻碍股市发展的重大障碍。2012年初，创业板IPO出现首只市场化发行失败的公司朗玛信息。市场曾天真地将其视为倒逼改革的信号，谁知很快公司变招“降价发行”。而同时期超级大盘股中交建IPO也戏剧性地进行了缩股求生。中国股市如同一个被长期抽血吸髓的青年，得不到供养和生息，变得奄奄一息，市场信心逐渐崩溃。面对如此有失公允的资本市场，真正该受教育的，难道不是这个制度的设计者吗？市场信号一再警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如果二级市场长期竭泽而渔，形不成可持续、可预期的财富效应，一级市场的融资就难以为继；如果二级市场垮了，一级市场也很难长久。再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种曾被吴敬琏斥为“不如赌场”的股市，终将被公众所唾弃！

　　“三高”发行五宗罪

　　多年来，公众投资者对新股发行的“三高”现象(高价、高市盈率、高超募)深恶痛绝。郭树清上任证监会主席后，为中国资本市场体制改革带来了一股清风，监管层终于表示要对“三高”发行动手术，这是市场和民心久盼的甘霖。然而，有关方面是否深刻意识到“三高”发行的严重弊端了呢？如果对其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这个手术很可能动不好，最终仍会被利益集团的游说软化为“隔靴搔痒”或者变相固化，中国资本市场的革新和复苏又将错失良机。

　　劫贫济富的新工具

　　通过资本市场不公平的发行规则，在很短时间里就将大多数投资者的辛苦钱转移到少数人的手里，如此强悍的劫贫济富力度和财富聚集效应，成了中国股市的一大怪象。

　　股票的投资价值在于，企业上市后如能持续高成长，市场往往会给予较高的估值；如果伴以高比例派现，投资者将兼得现金股利和资本利得。以相对估值指标“市盈率”为例，境外主要股市的新股发行，市盈率一般在5－10倍，高者也不超过15－20倍。这意味着，投资者收回投资的理论年限最多20年上下。A股“三高”发行高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仅截取行情低迷的2011年二季度至2012年2月中旬这一期间统计，222只新股的平均摊薄首发市盈率为40.57倍。其中，铁汉生态、国电清新的发行市盈率高达110.07倍和104.65倍；今年2月1日发行的华录百纳，同样高达82.46倍。

　　有人会说，全球最著名的互联网公司Facebook的发行市盈率也是100倍。但别忘记，扎克伯格创办的这家公司目前拥有5亿用户，过去两年的平均营收增长率为118%。保守地按照100%的盈利增速，公司1年后的市盈率将降低到50倍，两年后可能仅有25倍；至于再远些时候估值能否像谷歌(微博)一样下降，将取决于其用户增长及盈利模式的竞争力。可见，企业发行市盈率的高与低，要看其有没有未来。

　　A股公司往往“一年绩优、两年保平、三年亏损”，如果无法真正做到高成长，百倍PE招股意味着什么？即便上市公司保持一定的赚钱能力，每年将100%的盈利派现，投资者可能也要等上100年才能收回投资。倘若仅分配利润的30%，收回投资成本的时间恐怕将超过300年！以正常的思维看，这已不是投资，而是搏傻投命，这样的股票是毫无投资价值可言的。以如此高价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已无任何善意。在这套伪市场化的发行机制下，凡是能在一级市场拿到原始股(成本仅几毛或一元钱)的股东，都可不费吹灰之力让财富“点石成金”增长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数据显示，截至去年6月，233家创业板企业上市后造就的亿万级富翁达到717个，230多个创业板的董事长因为上市，其持股的市值平均达到11个亿。连财经教科书上都不得不承认，“在中国证券市场，原始股是发财的代名词。原始股卖到二级市场后，能获取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的高额回报。”

　　赤裸裸的利益输送背后，是赤裸裸的“金融劫掠”。通过这样的一送一吸，亿万人辛苦积蓄的血汗钱轻松到了少数人的手中，使其一夜暴富、坐拥亿万，而2亿多的股民、基民则因公司治理恶劣、业绩变脸、股价暴挫而亏损连连，甚至不乏破产自杀者。“破发”成了公众投资者“破产”的代名词。正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微博)所言，新股发行制度一直困扰着中国股市，是诸多病症的“万恶之源”。这个号称最市场化的市场却从来都没有按照真正的市场化规则来运行，只是少数机构在一级市场分享暴利、提前瓜分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利益分配工具，而留给二级市场的只是一个价格虚高、价值背离的“泡沫”。毫不夸张地说，“重融资、轻回报、欠公平”的中国股市，已经成为劫贫济富、急剧扩大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最有力工具。它在制造出一小撮亿万富翁的同时，却榨干了亿万工薪层的积蓄，让相当部分中产阶级重新成为穷人，这也是我国中产阶级群体长期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藏富于民、增加公众的财产性收入事关能否拉动消费，能否维护社会稳定，事关中国转型发展的大局。而这样一种分配方式，比起一些施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拉动内需”变得更加困难。由于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低，处于中下层的大多数人虽有强烈购买需求却购买能力不足，因为很可能配置在股票上的财富，被股市套牢榨干，难以转化为消费。

　　毁灭中国企业的加速器

　　当一个孩子只需要20元买个铅笔盒时，你却给他2万元，这不仅不能帮助孩子认真学习，反而会把他的心神搅乱。股市融资原本是为了帮助企业发展，创造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让更多的人就业；企业主在这些社会效益满足的同时，自身也获得相对合理的利益。然而，中国的新股发行却完全走偏了。

　　由于超高市盈率发行，截至去年6月，创业板上市的233家企业，平均每家计划募资2.5亿元，而实际却平均给了7.7亿，平均每家超募资金5亿多，远超所需资金的两倍，造成巨量的资金闲置！这在任何发达国家市场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更可怕的是，这些过去辛苦打拼的中小企业老板，当一夜暴富、财富几辈子都花不完时，已无心思再踏踏实实干实业。这时他唯一的兴奋点就是如何尽快把股票套现掉，因为中国股市已提前将其经营实业100年也创造不了的利润都给了他！现实也确实如此。截至2011年12月27日，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A股市场已发布了1264个高管离职公告，与2010年相比猛增68%。这其中创业板成为重灾区。如此大面积的高管离职，连续引爆上市公司人事地震，企业内部营运遭受创伤，业绩变脸也越来越快。

　　一位企业家私下透露，他曾亲眼看到一位老板在公司上市当日痛哭：企业八年打拼太不容易了，却并没挣到多少钱。如今从天而降几亿财富，他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打拼的必要，只想着赶快把这亿万钱财落袋为安！还有位老板更叫人感慨，面对从天而降的巨大财富，他彻底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奋斗，认为只有傻子才会再去辛辛苦苦干实业。他用轻松得来的超募资金玩金融，搞虚拟，结果企业不久就败光了。事后他说，如果企业不上市，他至今还会认真在企业打拼，企业也仍然存在着。

　　这真是双重悲剧。在畸形的发行制度下，不仅公众投资者的财富被掠夺、被毁灭，而且这些宝贵的资金也让许多曾经艰苦奋斗、初有成效的中小企业变质并加速毁灭。本来想给予企业“正激励”让其好好干活，但由于过分巨大、不合理地提前给付，结果变成了负向激励！无心主业、公关发审委、提前变现走人倒成了“理性”的选择！毫不夸张地说，按照中国这样的超高市盈率发行新股，将“上市一个企业，毁灭一个企业”！对此，叶檀(微博)说得很直接，“当资本市场的溢价收益远远高于实体经济数倍之多时，谁老老实实做实业，谁就是傻瓜。”

　　恶化资源配置的烧钱机

　　新股发行价格过高，超募资金无正当用途，这显然是严重浪费宝贵资源，造成资源的恶性配置。

　　统计表明，2010年的超募资金达到2099亿元，超过了2006－2009年四年募资的总和1837亿元。这些募资由于没有合适的项目可投，要么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躺在银行账上成为食利资本，要么转为所谓的流动资金被企业左右腾挪难察去向，必然造成资金的极度浪费。而与此同时，社会上一大批中小企业因资金紧张而经营困难，宝贵的资金资源如此错配令人瞠目。

　　根据规定，超募资金必须用于主营业务。然而，很多上市公司招股书中列举的募资项目，有多少具备真实的必要性？它们往往编造一些根本不打算实施或者是未经严格立项审查的项目，等到融资款到手，便将之前的项目一笔勾销或是随意更改，最终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与预期严重不符。即便是真实需求，正常募资已经能够覆盖后，难道再“逼”着公司不顾市场需求和其他风险，继续投入主业形成产能过剩？如果这些钱不是投入主营业务，而是选择做投资，在外部治理依旧羸弱、内部控制刚刚起步的现阶段，其中的风险如何防控？最终还是要由股东承担。

　　然而，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创业板上市公司大量超募，另一方面一些公司却很快出现现金流匮乏。截至去年9月30日，创业板上市公司已实际使用超募资金300.4亿元，占超募资金预计使用总额的59%；200余家公司中，已经有216家上市公司(占比约80%)使用超募资金，其中大禹节水等少数公司超募资金已实际使用完毕。但效益呢？没有看到。

　　白来的钱，谁不想要。上市套钱还不够，再融资又在试水，上市公司的胃口越来越大。2011年11月管理层宣布将启动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的工作；关于股权再融资审核权下放的讨论也在进行。而立思辰等创业板公司发布定向增发预案，向日葵也已推出发债融资预案。可以想见，一旦再融资开闸，没有回报与诚信约束、一直患有融资饥渴症的上市公司将如获至宝。

　　软约束的募集超募，低效的资金使用，恶化了资源配置，某种程度上说，使得中国股市融资越多，它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危害就越大，因为股市没有起到对社会资金合理配置的作用。相反，有限的资金配置给了很多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创新度带动力并不强的公司。这实在是过于奢侈的错误！

　　权力寻租的推进器

　　中国股市的猫腻，公众其实看得清清楚楚。一位网民就写道：“是谁给那些圈钱公司创造了条件，制造了机会？这是显而易见的。不知道里头有多少百姓的血汗，有多少灰色利益！”

　　正如李志林揭示的那样，新股高价发行中隐藏着比中国足协更严重的腐败。新证监会主席上任抨击了新股“三高”发行后，沪深交易所总经理也公开谴责基金经理收取好处、刻意为新股定高价护航的行为。不少内部人士更揭露了新股超高定价的内幕：一是，上市公司为获得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超募资金，实现一夜暴富(而不是搞好企业)，千方百计买通各方推动其能够超高价发行，并通过内幕交易等方式实现有关利益人的获利退出；二是，参与定价的机构可以不承担任何实际责任，却凭借为新股定高价的投票权，与上市公司进行利益交换。例如上市公司为了确保高价发行，允诺购买基金份额。再如具体的当事人(基金经理或投研总监)通过报价换取企业的天价感谢礼品和几十万的大红包。这在国际上属于明显的职务犯罪，本应严厉惩处甚至法办。但在中国股市，这一切都在“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旗号下，变得无人追究，大行其道。

　　其实，这仅仅说到了冰山一角。由于中国股市的融资圈钱功能被过度放大，因此IPO始终是A股市场的核心工作。围绕这一核心，拟上市公司、基金，加上投行、保荐人代表、律师、会计师、公关公司、创投机构等，结成了不干净的利益同盟，合谋了一条瓜分吞噬暴利的利益链。

　　在IPO利益链条中，上市难使得投行通道和保荐代表人的签字权成了稀缺资源。不少业内人士承认，目前投行保荐代表人持有其项目股份的情况很多，三至五成的比例并不稀奇；有些表面看不违规，而是通过关联公司曲线持有，被监管机构发现和惩治的概率很小。为使保代尽心竭力，许多企业也会主动送股贿赂，由此导致相关主体利益高度一致，共同粉饰造假，迂回运作。一旦上市成功且高价圈到钱，上市公司满意，保荐费也水涨船高，皆大欢喜。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财经公关等一些中介机构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其中的不少人背离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不是通过严格规范督导拟上市公司真正达到上市要求和标准，而是帮其财报等文件造假、虚饰形象。而山寨色彩强烈的财经公关公司，更是充当媒体和上市公司的掮客，每单少则数千多则几十万，通过软文、硬广等于公于私的好处，明码标价封口媒体；同时直接间接制造负面新闻，“创造”公关需求逼上市公司就范。

　　政府官员则是整个链条能够走得通的关键一环。作为保护伞和开门锁，一些地方政府、权力部门的官员成了这条利益链上的食客。笔者几年前就听闻一位海外基金经理透露，曾往有关权力部门人员的海外账户上打钱，给某些掌握审核权力的人士送大额购物卡更是稀松平常。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中的PE式(私募股权投资)的搭便车腐败。据了解，PE式腐败大多产生于前端：在上市前一两年内通过“火线注资、关系入股”等不法行为，以超低价进入拟上市企业。此时，涉及上市方方面面的亲友、官员、投行、律师、会计师等蜂拥而至，成为拥有原始股的显名或隐形股东。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产权主体缺位、委托代理链条较长的国企，或者是原大股东刻意引入对其上市能够起到推动作用的“有背景股东”，后者多见于民企。在IPO产业链中，涉嫌利益输送的“直投+保荐”模式也是市场诟病的重点。典型的就是中信证券与其子公司金石投资，后者往往与中信同时出现，并凭借“精准投资”坐享厚利。

　　在公司争取上市需要打通各个环节的过程中，呵护这条可以轻松吸金的利益链，成了“食客”们共同的目标。发行市盈率越高，寻租的租金也会越高；反过来，各方要想获利更大，层层加码之下也推动着发行市盈率水涨船高。这也是如此不公的新股发行制度安排能够长期存在并很难撼动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而是继续盲目扩大股市规模，权钱勾结的“组团腐败”将越发严重，最终将触发重大金融灾难。

　　败坏政府威信、引爆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由于存在不公和掠夺，提起股市，没有哪个老百姓不骂的。公众之所以还在向政府建言呼吁，是因为还对监管层抱有一线希望(郭树清的上任让这种期待有所加强)。倘若连最后的期待都彻底破灭，后果将不堪设想。

　　网络是一个抒发民意的平台，也许投资者表达时带有情绪有些偏颇，但是他们发出的不少牢骚很值得关注和深思。例如：“A股、B股、H股，玩垮了？不要紧，再搞三板、中小板、创业板，又垮了？再搞国际板，不怕骗不到傻股民的钱。”“都说信心比黄金重要，大家信了，投资股市和基金，对国家经济前景充满信心，然而现在黄金被股市吞没了，黄金没了，信心又该去那儿再找呢？”“中国是善于制造亿万富翁的国家，除上市公司高官抛股套现外，当年国企改制时，通过暗箱操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一夜就产生一批亿万富翁。不追究，就是国家允许的。苦的是老百姓！”

　　“当时主板制度就明显有缺陷，不去积极建议高层完善，却鼓吹中小板、创业板开设如何如何好，居然准备了十年的创业板还没有退市制度。要怪只能怪某些人只唯上不唯下！”“再不对如此丑恶的新股发行制度动大手术，将有违道义和公正，中国股市便永远不会有任何长期投资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推动养老基金、住房公积金等老百姓的养命钱入市，那无异于‘送肥羊入虎口’，会进一步加大社会危机！”……

　　好好听听，这只是广大公众投资者发出声音的极少摘录，但继续忽视这些声音，肯定不是明智之举。彻底改变中国极端不公的新股发行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不容再回避！

　　现有新股发行体制存在巨大缺陷

　　知道了高市盈率发行的巨大弊端，还需要知道造成如此大弊端的发行制度究竟哪里出了错？如此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路径。

　　热衷“选美”  监管不足

　　由管理层来审批股票的发行与上市，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特例，而这种特例居然在中国畅行了20多年，至今看不到解决问题的任何端倪。管理层通过行政审批，掌握着新股发行的审批权力，控制着市场的供求关系，造成整个市场对行政部门与行政权力的层层依附，这也是中国股市多年来无法摆脱“政策市”、权力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监管者本该是超脱于市场，但却成为市场的核心主体，企业融资、重组、并购要去排队，投资者买卖股票要看脸色。这造成了市场机制的重大扭曲，形成了中国股市独特的监管错位。

　　在把过多精力放在审批和融资上的同时，对市场的监管却滞后甚至少有作为。刘纪鹏对此坦率直斥：部分同志过于留恋行政审批大权，主要精力没有放在抓“坏人”的监管上，而是热衷于替投资人“选美”，忙着种审批的田，却荒了监管的地。

　　长期以来，有些权力部门的同志以教育者自居，却忽视了对自身的教育。他们习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将公众投资者当成被管制的对象甚至是投机分子。当资本市场遭遇困境时，他们也很少倾听股民的声音，不肯自我反思。这种工作作风，是中国股市监管制度存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由于监审混淆、职能定位出现偏差，难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也正因此，股市乱象不绝，股市政策失当，延续至今。

　　违规造假  少有追究

　　就像中国的商品常喜欢“过度包装”一样，中国的上市公司为了上市融资更是过度包装的典型。数据造假，虚假炒作，粉饰上市，融资圈钱，成了许多欲上市企业的不二法门。

　　而法规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对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监管松软，又助长了前者愈演愈烈。

　　一些前景并不太好、业绩水分过大的企业，依然获准在创业板上市。像生产扑克牌的、洗脚搓澡的企业；像顺网科技(微博)、乐视网等财务数据受到市场普遍质疑的公司；像已经发行股票后来因媒体曝出其专利过期等问题而被迫退回已募资金的苏州恒久……为什么这些企业能够顺利拿到上市通行证？更有甚者，一些超大型国有企业，尽管不符合上市条件，也被“特批”三高上市。假的终归是假的，总得露馅，“三高”发行后业绩大面积下滑，市值长期不振，这样的落差导致二级市场投资损失惨重。

　　对此观察人士侯宁认为，鉴于为国企脱困的股市定位至今未改，中国股市上市公司质量一直存在重大隐患，股市成了“脱困市”，人民成了“扶贫户”，市场三公原则被置于一旁。

　　去年许多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曝出业绩造假等丑闻，受到美国市场的严厉惩罚，有的被清退出市场，有的受到高额重罚，有的被共同诉讼追究，中国企业的整体信誉遭到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平心而论，能够到美国上市的企业，其业绩和质地比起在国内上市的企业来说，还算是好的。然而，当A股投资者面对大量欺诈上市、高价发行、转眼又业绩变脸的上市公司时，又该去找谁呢？郎咸平(微博)曾举了“绿大地”的案例。2007年绿大地上市时，海通证券、兴业证券(微博)、裕阳基金和国泰君安分别买入了188.61万股、65.96万股、50.94万股和25.76万股。2008年3至4月，多家券商撰写研报，大肆推荐买入或给予增持评级，公司股价被炒作起来后机构开始大量减持。绿大地后来因东窗事发股价暴跌，损失都丢给了股民。在郎看来，这些分析师和券商，本来应该是最具专业素质，最具职业操守的，现在竟然一起来忽悠中小投资者。“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些忽悠股民、真正从中获暴利的人到最后也没有受到惩罚！”

　　再如，对*ST琼花保荐人的业绩造假、收受贿赂等违规行为，监管部门给予的只是“三个月不受理推荐项目”的制裁，这等于让其休个假而已。

　　还有“三丰智能”。这家公司在接受创业板发审委的审核前夕，被曝出涉嫌在2007年、2008年偷漏所得税。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第26条规定，三丰智能显然不符合上市条件。但令人惊讶的是，公司居然顺利通过审批。

　　这类现象在中国不胜枚举。无论投资者受到多大的损失和抢劫，也很难得到像美国投资者那样的严密保护和诉讼机会，看不到像美国监管层那样的对违规者的严厉打击。他们除了被管理层斥为被教育的对象外，只能自认倒霉。相比之下，中国上市公司与投行等机构们又是何其“幸运”！

　　缺乏退市  逆向淘汰

　　与中国资本市场违法成本特别低相配套的，是中国上市公司无论业绩多么差、违法多猖獗，都能够成为A股市场的不死鸟！即使把上市公司掏光，ST类公司仍能不断上演借尸还魂神话，不仅无法淘汰，还越活越滋润，比效益良好的企业还风光。

　　截至目前，创业板在退市机制方面的探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却传出监管部门同意创业板再融资的信号。利益群体大肆讴歌创业板再融资符合国际惯例，从美国纳斯达克(微博)市场说到韩国创业板，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关键点，所有这些市场都有严格的退市制度，且对内幕交易与虚假信息的打压不会容情，市场因此不会成为单边圈钱市，不会成为对上市公司与投行畸形激励的市场。

　　正如知名学者左小蕾所说，退市是资本市场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制度之一。中国资本市场长期违背发展规律，很多问题都与只生不死的规则有关。只能生不能死，本就违背自然规律，一个不断奖励恶意胡为、不能给予正直合规合理激励的市场，最终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垃圾越聚越多，远离市场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无退市机制的市场还容许再融资无度圈钱，不出问题才是奇哉怪也，好公司也会被惯成无法无天的“败家子”。

　　一直存在“错误激励机制”的中国股市，在主板市场已经证明，对扩容与圈钱的纵容，无法打造有质量的上市公司，无法实现中国企业的飞跃，只不过养了一只只喝血的蚂蟥。好在证监会新主席郭树清上任后，证监会和深交所终于发布了创业板上市公司退市规则意见稿，让投资者看到了现状改良的一线希望。希望创业板退市制度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新一轮制度改革的开始。

　　投资者保护制度欠缺

　　中国A股市场有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小投资者群体——1.64亿户股民和1.8亿基民。20多年来，投资者为国企脱困、为银行上市、为2400余家上市公司融资贡献了4.3万亿元，然而中国股市却是对投资者侵害最严重、保护最不完善的地方。例如：

　　A股市场长期没有强制分红制度，比起投资者贡献的4.3万亿元，21年来普通股东累计分红仅0.54万亿元。别说回报，连投资的十分之一也拿不回来。大批上市公司是不分红的铁公鸡。

　　尽管投资者和一些有良知的专家早就在呼吁，中国长期不建立“集体诉讼”制度。没有集体诉讼制度，意味着公众投资者不论怎样被掠夺和欺诈，也只能以卵击石，以个人的力量去和强大的上市公司相抗衡，而法院还长期不受理股市的案件。

　　中国也没有《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无法可依，使投资者的利益更加得不到保护，而侵害和掠夺投资人利益的机构和公司，由于得不到惩罚而又获利巨大，恶行者便越来越多，使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欺诈、掠夺和偷窃变得越来越常见，越来越猖狂。

　　20多年来，中国的股市，对圈钱者，百般配合；对投资者，只知索取；对中小股民，无比冷漠。为什么有些部门永远只听得进圈钱者的声音？为什么不能哪怕是一次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来处理问题？

　　刘纪鹏直斥，中国股市始终缺乏对股民利益实实在在的保护。股民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衣食父母，是市场存在的根基。尤其中小股东，面对强势的大股东无力抗争，只能在一次次的市场波动中承受压力和风险，还总是被视为投机分子和赌徒。我们的政策不但不保护股民的利益，反而将他们那点血汗钱当成了人人争抢的“唐僧肉”，强加给他们过多的社会使命：国企脱困要靠他们，银行融资要靠他们，打造地方融资中心、开通国际板还要靠他们。如果股民对中国的股市彻底失去信心，那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就必将面对无路可走的困境！

　　刻意维护系统漏洞

　　从权力的本质出发，凡是权力可以自由裁量、上下其手并且不受监督、追究的地方，腐败就易发生。

　　有分析人士指出，行政部门对上市公司及机构各方“共促高价”等系统性漏洞是任其存在的。比如，既然已发现有10家询价机构参与“帮忙报价”，为什么至今不见打击和惩治？为什么至今不见违规机构付出高昂代价？而郎咸平指出，实质上，机构投资者与主承销商之间有着很强的利益联盟。既然保荐人制度有这么大的缺陷，明明是不好的制度，干吗非要推行？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有关部门拥其权而不担责，也是制度设计的漏洞之一，掌握如此大的生杀大权，被众多企业围绕贿赂的重点，如何透明化和追责任，如何加重惩治，并未做制度设计。即使A股市场上了那么多垃圾企业，也未见追究任何人的责任。监察、反腐部门也未把这个最易发生巨额腐败的地方作为监控重点。

　　如果该相互制约、把关的各环节，都成了主动、被动促成高价上市的推动者，而监管者也成了利益链条上的食客的话，那么投资者被欺骗和被抢劫也就成为必然！不想再被抢或已经被抢光了的公众投资者，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一个——离场！

　　现有改革隔靴搔痒

　　诚然，发行制度改革等也进行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动作已有两次，小修小补也有七回，但每次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由于立场站在保护小部分特权利益一边，由于股市圈钱定位仍然不变，有关方面对根本制度的改革毫无兴趣，只在技术层面做点小改动，或采用一点短期措施放些资金进场，以维持新股能继续高价发行。

　　在一份有关2011年资本市场的报告和“十二五”规划中，有的只是对发多少新股、推多少企业上市、融多少资的大跃进计划，因为这可以显示亮丽的政绩，但看不到丝毫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诚意和让A股市场产生投资价值的打算。

　　如果这些积弊不铲，立场不变，股市的根本制度不改，却要将4万亿元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引入股市，这将是完全的本末倒置！老百姓最后的活命钱也一样会羊入虎口，被这条罪恶的食物链所吞没！这样折腾下去，将会出大乱子！

　　10年股市“上浮零”(零增长)，说明这个完全不把投资人利益当回事的股市，没有丝毫的投资价值，有的只是伤害和被抢劫。如果再不撼动联合抢劫的发行体制，再不对资本市场制度做根本性改革，让人们对新一轮股改再次失望的话，中国股市将彻底丧失公众信任和融资功能，离崩溃和废置也将不远。

　　从“新”开始，回归公平和正义

　　中国股市的21年，是融资者享受天堂待遇的21年(最大力度的圈钱和最低的违法成本)，是投资者被大面积掠夺、割肉、求告无门的21年。上市公司发展到逾2400家时，市场交易量却陷入极度低迷，可见绝大多数投资者在长期呼喊无用后，无奈“弃船”，选择用脚投票。

　　在市场信心严重受损的时候，传来了温总理“要深化新股发行机制改革”、“要促进一二级市场协调健康发展”的声音，这是最高层首次对新股发行直接表达关切。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出要“健全完善新股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加上郭树清主席上任后加大了打击内幕交易、推动加大分红力度、提出建立退市机制等改革措施，投资者冰封已久的心重新被唤起了希望，大家殷切期待国务院及证监会领导能彻底结束这种少数人掠夺大多数人的利益格局。

　　正如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微博)所说，“尽管改革有成本，但不改革，更需要支付双重成本，一是市场现存问题堆积和恶化的成本；二是时间成本，因为迟早要改革，就如病人一定要动手术一样，晚改革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就更难以估量，治理的难度也将更大！”

　　目前的新股发行制度已沦为赤裸裸的圈钱制度，因此，提振投资者信心须从制度改革做起，彻底改革不公正的股市体制和发行机制，使新股发行回归到理性融资的轨道，已是刻不容缓。

　　中国股市的功能定位错误必须纠正

　　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刻不容缓的改革一样，中国资本市场也需要一场革命性变革。中国股市的核心弊端在于股市定位为“国企脱困”，重融资轻回报，只有重新定位中国A股市场，让公司上市市场化、让法律监管严格化、让市场监管规范化，股市才会真正走出发展失衡、牛短熊长的怪圈，中国股市才可能真正以一个“效率股市”的新形象应对危机的挑战。

　　鉴于投资功能被长期偏废，现阶段急需重点补课，让市场回归“投资和回报”的主旋律。而要恢复、培育长期缺失的股市投资价值，必须通过改革发行体制和改善监管体制，迅速终止“三高”发行，以合理的标准配置有限的市场资金，让企业从虚拟经济的财富幻象中走出来，回归主业，创新奋斗。

　　股市定位的正确，有赖于决策层立场的正确。只有真正站在(不是口头上)最广大的公众投资者(3亿多股民、基民及其家庭)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少数劫掠暴利的食物链一边，才会真正重视培育一个对大多数人有投资价值的“三公”的市场。

　　“这个市场究竟为谁而建？”这个问题再不思量清楚，将会被大多数人所背弃；当众叛亲离时，市场一定会崩溃。一个已被90%投资者所唾弃(目前证券账户只有10%在交易)的市场，将彻底丧失融资功能，剩下的投资者也将因再次的假改革彻底失望而离去，到时食利阶层也将被迫绝食。一个健康的、有投资价值的市场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在给投资者带来回报的同时，包括机构、上市企业等利益相关者也能得到合理的资金和回报(虽然不是暴利)。为了短期暴利而牺牲长远根本利益，于各方都是不智的。

　　暂缓新股发行，重构资本市场公正体制

　　当车子存在严重故障隐患时，最适当的方法是停车修理，而不是继续“踩油门”高速前进，否则翻车的后果不仅危及驾驶者，还将伤及路边的群众。

　　在新股发行改革方案酝酿期间，建议暂缓IPO。首先，市场供需已严重失衡，体虚血亏，需要休养生息。其次，应当采取断然措施，遏制不得人心、赤裸裸的圈钱发行，不能再继续制造和毁灭新的上市公司，继续侵蚀投资者所剩不多的信心和积蓄。只有等新的发行体制、退市制度、分红制度等股市整体改革方案出来后，再重新启动新股发行。

　　同时，建议这次改革方案的制定，一定不要像过去那样，只听大型机构等利益集团的诉求，而是应该真心诚意地广泛征求公众投资者的意见，他们才是为中国股市作出巨大奉献和牺牲的人。

　　华东师范大学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志林建议，在股市休养生息和酝酿新的发行体制之时，企业可以通过另一种直接融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债券融资。

　　在国际成熟股市，债券融资占直接融资的85%，股票融资只占10%。而在中国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占直接融资的90%，债券融资只占6%。这是中国企业千军万马抢上市、公众投资者20余年亏损累累的根本原因，是股市顶层设计和政策的失误。债券融资，企业必须还本付息，这是迫使其更负责任、更重信誉的融资方式，应该让中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比例大幅上升，让股权融资回归到理性融资的轨道。

　　新股发行向注册制过渡，真正还权市场

　　无论是审批制还是核准制，中国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始终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这使得上市成为稀缺资源，官员有权力，企业有利益，在监督缺失、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发行腐败自然应运而生。

　　刘纪鹏认为，监管者要打破“审批情结”，将IPO上市企业的实质审核(审批)向程序化审核和形式性审核转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微博)也在微博上发表评论，声明坚决支持取消审批制。许小年认为，取消发行审批制是建设公正、有效市场的必要前提，是根治腐败的有力措施。

　　目前，应为向市场久盼的“取消审批制，建立注册制(或称备案制)”过渡创造条件，由权力主导转为市场主导，削弱政府及相关官员对上市资源的控制力，让监管部门能腾出精力全力以赴抓监管，打击内幕交易、信息造假、价格操纵、侵害股东利益等丑恶行为。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式的注册制并不是“放任制”，并不是没有实质审核，披露即合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政府监管机构、交易所平台和其他市场中介的职责和义务，如何保证企业能够完整、准确、充分地披露相关信息。据清华大学法学院沈朝晖的研究，美国联邦证交会在判断实质信息与非实质信息的披露中，部分地开展实质审核，而美国各州对证券发行普遍进行实质审核。审核的原则就是公平，“管价格”也是重要一环，内部人以明显低价拿到股权，州证券监管机构将拒绝注册或者附加条件……如果发行人提议的发行价格被州证券监管机构认为过高……有可能导致证券发行被州证券监管机构否决。可见，注册制绝不能沦为变相为新股上市大开方便之门。

　　注册制落实前，必须配以全方位改革，具体包括：退市机制建立；强制分红制度实施；内幕交易、财务造假、业绩欺诈等行为受到严厉打击等，唯有在企业信用缺失将付出高昂代价的背景下，才能有效实施。

　　取消网下询价环节，采用对标市盈率定价

　　新股发行环节中的网下询价已堕落成为一种交易，一种价格操纵，成为一个腐败之所。与其技术性增增减减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比例，改良询价机构所谓的议价能力，远不如取消网下询价环节，将新股发行定价权真正还给市场、交给全体投资者。

　　用什么来代替询价呢？参考行业市盈率情况。证监会日前表示，计划委托第三方研究机构测算上市公司行业市盈率水平，供投资新股参考。对定价明显偏离行业水平的新股，将研究相应措施，如要求发行人及承销商说明定价依据等。李志林建议，新股定价应像定向增发那样，以二级市场同行业、同类股票的平均市盈率的价格，打8折或9折作为发行价。新上市的公司，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给它以二级市场龙头企业等同行业公司的平均市盈率不算亏待，打8折是为留下新股申购的上升空间。上市两年后如果证明确实是好公司、业绩不断增长，企业还可以再融资。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简单易行，一目了然，谁也造不了假，玩不了花样，是真正的市场检验出来的价格，是真正的市场化发行；去除了泡沫化发行对二级市场的掠夺和冲击，钱不会都让一级市场赚走；不正常的超高发行价得以降低，单个企业抽取的资金就少了，同样的资金可以用来支持更多的中小企业上市，为更多企业转制提供活水；IPO屡屡资金超募的情况将有所缓解；发行价相对合理的新股，大小非、PE和董监高减持，对市场的伤害度也相对减轻，对市场的冲击减少。

　　在参考市盈率定价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进一步将所有新股发行份额全部上网，实行竞价发行。按照市场人士的建议，可将发行人能接受的最低价作为竞价下限，把二级市场同行业股票平均市盈率水平所对应的发行价作为竞价的上限，在此区间由投资者凭有效账户按持股市值的多少，相应允许一定比例的申购股数，花自己的钱在网上“竞价”申购。这也就意味着恢复了“市值配售”，只有在二级市场持有股票的投资者才有权利申购新股，在此基础上按申报价格的高低进行配售。其“有效配售的最低价即为新股发行价格”。

　　市场人士还建议，投资者配售的股票按实际报价成交，竞价高于最终发行价的多缴资金，全部划拨给投资者保护基金。如果投资者报价达到发行人规定的竞价下限，投资者认配的新股发行份额不足计划发行份额的80%，则宣告发行失败。超过80%而未达到发行计划的，最终将投资者实际认配的数量作为新股发行数量。这样的方式不同于简单的改良式荷兰拍卖制或者美国拍卖制，是全体投资者参与定价，权责利对等，无疑是对“三高”发行的“拨乱反正”，是对二级市场深度伤害后的一次有力救赎。

　　立法“集体诉讼”，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

　　在美国从业多年的一位分析师说，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从不关心券商是否盈利，更不关心有多少家公司上市，他们只关心两件事，一是投资者保护，二是维护市场诚信。其中，投资人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赔偿机制来获得补救，美国《证券法》、《证券交易法》、《联邦民事诉讼法》以及《私人证券诉讼修改法》、《证券诉讼统一标准法》等赋予了“投资者集团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两项重要的诉讼权利，集团诉讼的被告可以是上市公司、公司的董事或高级职员、会计师、律师或证券承销商等。这一制度不仅使投资者得到比较充分的赔付，而且往往通过对违法者课以巨额罚款，对违法行为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

　　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是否被坚守，基本评判标准之一就是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是否到位。在中国，对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关注与否，决定了其根本立场是取义还是要利，是站在少数特权机构一边，还是真正站在最广大的老百姓一边。因为一直以来，国内投资者无论遇见多么不公平的掠夺，因制度不健全、缺少法律武器，仅以个人力量根本无法和大公司、大机构的力量相抗衡，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却毫无办法。因此，应尽快在《证券法》、《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规中，着重写入有关“集体诉讼制度”的条款，鼓励投资者利用“集体诉讼制”寻求民事赔偿诉讼救济，追究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甚至股东恶意欺诈、造假滥权等一系列严重的侵害行为，最大程度保护投资者。

　　“集体诉讼制度”并不是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全部，中国应当构建、完善多层次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在美国，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其进一步提高立法层级，《证券投资者保护法》(SIPA)构成美国《证券法》、《破产法》等法律的特别法，在涉及证券公司破产和投资者保护的问题上优先适用。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SIPC)直接根据SIPA运作，保证了独立性和金融稳定功能的充分发挥。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来促进多方位的投资者赔偿制度的确立，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化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目前，我国除《证券法》第134条的原则性规定外，现行制度规范全部来自于各部门的政策性文件、部门规章和保护基金公司自行制定的业务规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护基金公司作用的发挥。

　　同时，多元化的证券纠纷解决机制也亟待探索建立。目前，我国的证券纠纷解决渠道仍然相对较窄，法院受理的证券类案件有限，极大影响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和保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为此，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集体诉讼制度，研究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形式；另一方面，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积极探索咨询服务、调解、仲裁等多种形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多渠道化解证券纠纷，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对违规违法零容忍，重塑资本市场诚信

　　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之所以信用缺失，正是由于对违法越界行为长期纵容，对内幕交易打击不力，对信息造假、欺诈套利很少追究，才使得恶行越来越猖狂，正直守规者成了傻瓜。因此，大幅度地提高违法者的成本，用严刑峻法让违规违法和偷窃者付出高昂的代价，是正本清源的唯一办法。

　　以治理“三高”发行为例，应通过修改《证券法》、《公司法》和《刑法》及新股发行办法，加大违规上市行为、相关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强化制度建设，堵漏IPO利益链。包括：规范保荐制度，增加严格的保荐人追责条款，保荐人如有未履行尽职调查等义务，或经查实存在PE腐败等行为，即应限制、取消其保荐资格，涉案的保荐代表人应坚决吊销其从业资格，移送法办；建立券商与被保荐企业的防火墙，叫停券商直投+保荐的模式，强化投行部门的自律和内控；对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从严监管，一旦发现为配合企业上市圈钱而背德造假等行为，一律吊销资质，并根据案情轻重给予刑事追究和巨额罚款；对IPO前突击入股形成的股权，不管为何人持有，均应将锁定期延长为3年甚至更长时间，并在解锁时采用分期解锁方式，以降低PE的过高收益率。

　　对于企业的虚假上市行为，应果断让上市公司退市并进行重罚；一旦发现企业在申报环节造假，便永远取消其上市资格。对于违规上市公司的高管，则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加大其责任和处罚力度。世通造假和安然丑闻事件后，美国股市产生了信任危机，《索克斯法》由此走上历史舞台。在财务报告责任方面，《索克斯法》要求上市公司CEO和首席财务官(CFO)，对公司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定期报告真实性作出书面保证，对于公司财务报告要亲自审阅并提出意见。如果CEO和CFO不照办或者明知故犯，就会面对罚款和监禁的刑事惩罚。自该法案实施后，美国上市公司的内控和投资者信心都有明显的改善。

　　对违法行为打击不力也是A股市场腐败迅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打击违法犯罪，只要有决心、有方法，也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关键看是不是真心想打击。例如，对于中国频繁发生的内幕交易案件应怎么查？郎咸平介绍，如何认定内幕交易？怎么抓？看起来很难办。美国是怎么抓的呢？假设今天下午3点钟股价上涨，今天3点钟以前所有的交易，只要是大股东的交易，让股价上涨的交易，全部都定为内幕交易，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涉及很多人、很多起的话怎么办？很简单，一起抓，然后利用国家力量跟它打官司，这就是保护股民，打击违规势力。

　　仅仅依靠监管部门的少数人员是无法监控多如牛毛的违法案件的。因此，应建立举报奖励机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群众无处不在，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是最为有效的监督方式。修改一万个文件、发布一千条禁令，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件赏罚分明的事情来得有效。希望监管部门能抓住几件有代表性的案件，徙木立信，从严处罚，以安抚民心，振作士气，让长线投资者看到希望，让作奸犯科者闻之胆寒。非如此，中国股市永难树起正气和公正，更难以走出危机。

　　落实强制分红制度与退市制度

　　建立强制分红制度，是在中国资本市场现有客观环境下，确保投资者回报、让A股市场逐渐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重要保证。现在监管部门已提出分红问题，这是好的开始，但不能雷声大、雨点小。20多年来，中国众多上市公司来股市圈钱的动机强，回报投资者的欲望弱。上市多年从不分红的公司不在少数。只要看看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和数量便可知道。多少年了，包括券商高管、研发人员在内的各界人士都反复呼吁建立强制分红制度，证监会也为此进行过研究论证，但时至今日，分红企业依旧阙如，铁公鸡倒是被媒体统计出一大把。一个不知感恩反哺股民的市场，是不会有前途的。

　　根据苏培科的建议，分红制度除了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挂钩外，还须与“大小非减持”挂钩，对那些不分红、不盈利的垃圾公司，应该立即限制其大小非抛售的行为，并及时让其退市，以避免大小非泥沙俱下而让投资者无辜受损，让A股市场整体遭殃。

　　此外，近年来，除了融资功能被强化外，中国股市的退市制度毫无进展，一大堆ST、SST类公司堂而皇之地以虚高的股价泛滥于市场，利用所谓的“壳资源”等待重组继续抽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应尽快实施退市机制，绝不能再拖延了！20年，够长了！已经很对不起投资者了。不仅是创业板要有退市机制，都应尽快实施退市机制！退市制度短期内可能会对个别板块的虚高价格形成估值回归，但从长远来看，则是有利于A股市场形成长期的价值投资。不少专家还建议，三年以上不分红的企业也应强制退市！

　　总之，如果管理层能真正站在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立场上，站在促进中国A股市场长远利益和建立长期投资价值的立场上，所有的问题都好解决。因为只要能真正逆转特权者的掠夺，惩恶扬善，公平和正义就能从口头上落实到中国股市的现实中。目前中国市场最缺的不是钱，而是股民的信任和信心。要拯救中国股市，最重要的是要挽回亿万投资者对政府的信任和对中国社会未来的信心。

　　政协委员何新说得好，“国家不能作为市场游戏的旁观者，而应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分配调节器。未来中国要和谐稳定，就必须恢复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原则，而不能纵任少数人掠夺多数人！”

　　如果这一次改革，仍然仅是略表姿态，治标不治本，或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股市不公和掠夺投资者等问题，那么中国的资本市场离崩盘行将不远，到时掠食者也将一并丧失生存之地。中国股市的投资者们，难道就只有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来对掠夺者实施最后的惩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