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岚

　　编者按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两年了。两年来，我国银行业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并取得长足发展。为了生动地反映和充分地报道中国银行业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战略、改革创新、取得的积极进展和积累的新鲜经验，本报从今天开始推出一组“银行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两周年”系列报道，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自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下后，全球银行业一蹶不振的状况迄今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然而中国银行业创造的增长速度，却在过去最为暗淡的两年里点亮了世界。

　　继2008年大幅增长30.6%达到5834亿元后，中国银行业的净利润在2009年进一步增至6684亿元；尽管2010年数据尚未出炉，但今年前三季度，工、农、中、建、交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再增29.11%，中小股份制银行增速则大多在30%以上。

　　令这个数据更具说服力的是，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逐年稳步下降，已由2008年底的2.4%降至2009年底的1.58%；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末，除刚刚改制上市的农行(不良贷款率为2.08%)外，各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低于1.3%。

　　与此同时，充足的拨备为中国银行体系增添了保险系数。中国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由2008年的116.4%提高至2009年底的155%，而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末，16家上市银行的平均拨备覆盖率已高达232%……

　　至2010年，世界银行500强的排名中，中国已有18家跻身其中。5家国有大型控股银行中，3家位居全球市值最大银行之列；全球最赚钱的前5家银行中，有3家来自中国；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总额、利润增长率、资本回报率在全球银行业中名列第一。

　　虽然被称为“中国奇迹”的增长数据尚不足以完全代表中国银行业的真实状况，但不容置疑的是，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体制的变革及其水平的突飞猛进，为银行业的快速稳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

　　关注点转向系统性风险如果说，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体系积累的风险在2004年前后的商业银行改制过程中集中体现出来，而国家为此动用了相当于国民收入20%的资金来处理银行系统的坏账风险是一个深刻教训的话，那么，反思此次金融危机，过度重视微观层面风险而轻视系统性风险的集聚效应，则金融危机下的全球银行业衰退将不可避免。

　　正因为如此，在通过数万亿元信贷防止经济下滑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中国银行业也开始更加关注宏观系统性风险。其中，尤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集中度为首要关注点。伴随着国家和监管层密集出台的各项防控措施，商业银行建立了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

　　特别是进入今年以来，对于银行业面临的房地产调控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风险，无论监管层还是商业银行管理层都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准备和测算，包括多次压力测试。尽管结果显示风险可控，但各家商业银行仍然保持高度警觉，一方面加强资金流动监管，及时调整授信策略；另一方面加强贷款集中度风险管理，建立科学的限额管理方法，防止贷款风险在某些地区、项目、客户过度集中。

　　以房地产开发贷款为例，5家大型银行无一例外地实施了名单制管理，选择贷款客户的标准更高，对资本金的要求也更加严格；贷款投放的对象和产品必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要求。

　　而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集中度高的情况，各家银行更是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的要求，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规范，并通过项目剥离、公司重组、增加新的借款主体和担保主体、补充抵质押等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化解风险。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融资平台公司贷款新增额占上半年全部新增贷款的比例比2009年全年下降约三分之一，融资平台公司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比年初也有所下降。

　　可以说，我国对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关注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最近有消息称，监管层有意吸纳一家专门研究系统性的国际机构的意见，将工、农、中、建、交5大国有银行，以及招行和中信两家股份制银行纳入到系统性重要银行之列。果真如此，那么未来上述7行很可能面临更高的监管要求。

　　原因是，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突破90万亿元。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总额45万亿元，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上述7家银行资产规模处在上市银行前七位。随着规模的扩大和业务复杂性的增加，它们对银行系统性稳定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而种种迹象表明，由关注微观层面的风险转向关注系统性风险转移，正在加速推动我国银行业建立起防范和处理风险的体系制度。

　　重塑风险管理架构2009年底，标志着建行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升级的新一代非零售内部评级系统正式上线运行。作为这一系统的核心，个人住房贷款、个人消费类贷款、信用卡的申请评分卡的推广使用，不仅实现了一定比例的自动审批，大大提升了审批效率，更重要的是统一了风险标准，推进了客户信用调整流程的优化。目前，建行客户信用调整所需的时间从原来的2至3个工作日缩短到几分钟。

　　类似的变革也同样在其他大型银行中积极推进。以前，分支机构总是喜欢以各种理由给客户争取下浮的贷款利率，而总行除了强制控制下浮比例之外，并没有更好的办法给予科学指导。自2009年交行开发了公司客户贷款定价系统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明显改观。现在，交行可以按照内部评级结果精确测算每笔贷款的风险成本，从而确定贷款的最低定价。这不仅解决了上述问题，还使该行信贷收益与股东回报要求以及信用风险成本得以更好地匹配……

　　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银行业对加强风险管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构建适合自身的防控系统性风险的管理体系；完善风险管理架构和制度；改进风险度量技术，提高估值能力和风险定价水平等，已经成为各大商业银行的共识。

　　以工行为例，通过风险管理流程再造，该行建立起全行集中、垂直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由于引入了经济资本附加值和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等更为科学的考核指标，促使全行更加关注资产收益和风险的匹配；而组织机构的改革以及分离前、中、后台职能，将风险管理的职责落实到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员工……由此，工行业已成功跳出了不良资产“积累—剥离—再积累”的怪圈。

　　而作为最后一家改制上市的国有大型银行，为改变长期以来风险管理的薄弱状况，农行建立了包括风险报告、风险分类、减值拨备、限额管理、风险评价、操作风险识别、“三农”风险防控等一系列专项制度办法，从而确保了整体风险管理机制的顺利有效运行。

　　记者从5大国有银行了解到，目前各行均成立了相应的风险管理部门；构建了完整的市场风险管理制度框架，制定了风险价值计量方案、市场风险压力测试方案、新产品审批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开发了金融市场业务风险管理系统，从而切实提高了风险管理的主动性和前瞻性，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效率大大提升。

　　资本约束日益深化如果说，商业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市场主体，如何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持续地创造价值是其面对的主要问题，那么，资本作为商业银行的“本钱”，无疑是协调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最好的平衡器。因此，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归根结底是资本管理问题。

　　事实上，如果不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巴塞尔协议III》的修订和推行恐怕不会如此之快。作为改革的焦点，这一被视为全球金融领域的“神圣公约”，将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金率要求上调至7%，以确保银行有足够的资本金抵御未来的金融风险。它将与全球流动性标准一起，成为危机后全球金融改革的核心。

　　而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视资本多寡决定承担风险大小的“资本约束”理念也日益得到深化。自2008年9月迄今，银监会已陆续发布两批共12个新资本协议实施监管指引，第3批的3个指引也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发布。至此，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的指引政策体系基本完成。而据悉，工、农、中、建、交5大行及招商银行，均有望在年底成为首批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

　　为确保新资本协议实施工作稳步推进，各家银行均设计开发了覆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多种风险计量模型，基本形成了范围全面、方法科学、准确高效的风险计量体系；通过内部资本评估和风险管理程序的实施，各行风险管理流程更加高效、顺畅；与新资本协议实施相关的IT系统建设得到大力推进；而科学计量技术的引进，则完善了各行的风险管理工具。目前，我国大型银行风险计量水平正逐步与国际接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整体性、集约性、针对性与有效性明显提高。

　　以交行为例，该行自2008年起陆续推动了集中式押品管理系统开发项目、市场风险管理系统实施项目等一系列项目建设，直接结果之一，就是使交行信贷组合每年的新增违约率逐年下降，相比内部评级体系引入前的平均水平至少下降30%以上，资产质量明显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1.6%，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5%，均大大超过新资本协议的标准。

　　更重要的是，以实施新资本协议为契机，我国商业银行开始更加关注通过建立自我完善机制来推动风险管理水平的持续改进；更加关注建立起长期的资本规划和资本自我管理机制；更加强调市场约束对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作用。这不仅直接促使商业银行提高资本质量和资本覆盖面以增强经营的审慎性，还将对其经营模式、盈利结构及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