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评论员 张卫华 最近，美国政商界“非常欢迎”对中国央行作出放弃让人民币钉住美元的“谈话”。70多年前可不是这样，那时美国千方百计地游说中国决策者，设法让当时的法币跟美元挂钩。当时中国最终成功摆脱了美国的纠缠，这一次能成功实现同美元的彻底“脱钩”吗？

　　上世纪30年代初期，也就是美国陷入大萧条时期，主要国家均实行金本位制，而中国是当时唯一的银本位国家。当然，中国不是产银大国，白银主要是通过从美洲的产银大国如美国等地进口，也就是说白银在全球流动，对中国以外的国家来说白银就是普通商品，其价格波动并不受中国左右。

　　当金本位带来的严重通缩席卷全球时，中国的银本位体制的“优势”显现出来：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也让当时中国的货币(如银元)弹性变大，这几乎相当于中国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至少在大萧条初期，即1931年之前国际银价的波动对中国而言是利好。

　　货币学派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对有此简短而精辟的分析：“中国的例子强有力地说明了固定汇率制度在国际传导机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与金本位制国家相比，中国相当于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以黄金表示的白银价格下降，以及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元的贬值，这两种情况的影响是相同的，其影响是，将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与全球的萧条隔离开来。”因此，“从1929年至1931年，中国国内几乎未受到横扫金本位制的世界灾难的影响。”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一书作者、日本经济史教授城山智子通过考查长江三角洲纺织业后，认为1931年之前的中国是“通货膨胀与自由放任的年代”，当时国际银价下降使得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货币供应增加，使得中国物价水平一直到1931年始终呈上涨趋势。而且随着银价下降，上海金融市场出现了罕见的繁荣场面，房地产市场甚至出现了泡沫。同时，在城山智子看来，银本位对中国工业化发展同样有利，“银行贷款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增长的关键因素，而银本位是这种融资贷款的核心。”

　　不过，无法掌控国际银价对银本位的中国来说，如同现在的同美元挂钩一样，不得不弃了货币政策的主动权，而且剧烈波动的国际银价对中国经济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为提振国内白银价格，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白银价格急剧上升。城山智子写道：“随后随着白银大量外流，商品价格下降，资产价值缩水，上海的金融市场陷入瘫痪。”加上英国、美国和日本先后放弃金本位，加剧了白银外流，也将中国经济拖入大萧条中。

　　1935年11月4日，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正式实施。此前为改革做准备，当时的国民政府同美国、英国和日本进行了许多次谈判，英美日三国为了控制中国货币体系，他们千方百计游说决策者，将新发行的货币挂钩于他们各自的货币，而且过程极具戏剧性，多方博弈和明争暗斗不断上演。

　　尽管当时中央银行在1928年就已成立，但它既不是唯一的发行银行，也没有足够的准备金(分散在其他银行)，更不能控制当时中国复杂的货币体系。最终，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决策者不仅成功从英美等过筹到了足够的准备金，而且巧妙地利用外国之间的博弈成功避免了将中国新币同他们任何一个挂钩。

　　即使从现代的眼光看，在稳定汇率、维持货币的可兑换性、平衡预算等方面，当时的决策者的远见和决心都值得后人借鉴。在稳定汇率方面，正如前述，中国没有将新币钉住美元或英镑，这就避免了汇率波动；当时国外曾建议宋子文(时任中国银行行长)实行外汇管制，但他认为任何的管制都将加速资本的外逃，因此“维持货币的可兑换性和汇率稳定成了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同时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平衡预算，这些措施最终提高了民众对新货币信心。

　　城山智子认为，当时货币体系改革“促成了1935年后的中国经济复苏，中国的贸易随之复苏，外国投资开始恢复。新的货币政策非常成功。”

　　近年来，美国以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为代表的一批人一直反对人民币同美元挂钩，而且认为此举导致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现在美国是除了欧盟以外，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其实，从70多年前的想方设法让当时的法币同美元挂钩，到如今的反对挂钩美元，表面大相径庭的举动背后，其逻辑始终是一贯的，那就是为了美国经济自身的利益。

　　最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主任 本？斯太尔为英国《金融时报》转文称，能够把参议员舒默及格雷厄姆与摩根索及怀特(当时美国的主要官员)联系在一起的，是那种对美元贬值的无止境追求。

　　没错，美元贬值带动美国出口进而来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吸取历史上银本位的教训，掌握货币主动权要远比紧盯着美元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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