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凡 樊 广州、深圳报道

　　距离六月底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解包还原”的最后期限，已进入一个月倒计时。

　　5月末，十人组成的骨干队伍聚在一家国有大行一级分行的风险管理部——其中包括一位高级经理、两位中级经理——足显这家分行对检查的重视。一个多星期以来，他们正在“解包还原”。

　　“解包还原”就是按银监会的要求，银行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2009年的贷款逐笔打开梳理，对每笔贷款逐个开展重新评审和风险排查，对项目贷款要重点审核报批手续、环评结果、用地审批、项目资本金到位、银行内部审批及担保落实情况等。

　　银监会要求，银行需全面自查清理截至2010年3月底的存量贷款，6月底前全部完成。5月底以前，需完成各平台逐户逐笔打开重检。

　　最后一个月的重点是，对于检查出来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简言之，完善资料、信贷条件，落实资本金到位，担保等贷款前提条件没有落实以及项目建设进程的证明等。

　　今年以来，各银行加强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控，对于不符合相关规定、没有落实贷款条件、还款能力较弱的存量贷款逐步收回，以腾出空间留给更优质的平台客户。

　　四大国有行某南方省级分行检查组成员向本报透露，该行自查的核心定调，就是优化总量内业务结构。这包括，对县级和一般地市级的区级政府融资平台压缩退出，特别是无现金流的公益性项目、地方财政实力弱、负债水平高地区的融资平台。从而，一方面使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比例减少，另一方面是提高优质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占比。

　　差异化体检

　　对众多繁杂的平台公司进行梳理绝非易事。

　　横向上，各地区财政实力、平台公司管理情况及项目条件存在较大差异；纵向上，各项目的条件及落实情况亦有不同——这些都给检查带来诸多障碍与困难。

　　上述检查小组人士透露，退出贷款的主要方向是，县级和一般地区的区级政府融资平台，特别是无现金流的公益性项目、财政实力不强、政府负债水平较高地区的融资平台。而对于地区条件良好的，北京、上海、广州这类城市的贷款仍继续维持。

　　各地方融资平台的差异性很大。国开行东部某分行熟悉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中层人士透露，就上海来说，市级地方融资平台预计未来情况良好，而区级平台则问题重重。

　　央行副行长朱民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情况迥异，在看待地方融资平台时应看具体情况。

　　因而，合理设定差异化标准对平台进行“体检”尤为关键。上述检查小组人士称，首先，是看地方政府的情况，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及负债水平，以及这两项指标的变化情况，对债务的依存度，债务负担率，以及政府的管理水平；其次是平台公司自身的情况，以及具体项目的情况。

　　按照上述原则将平台贷款分为五类。对于财政经济实力强，负债水平低，国家重点的项目，予以支持；对于财政实力较强，但抵押物充足收益稳定的平台，做存量管理；对于负债增长较快，还款来源不确定的项目，要提高定价、追加担保或追加触发条款等；对于行政层级不高财政实力不强不健全等情况的平台要压缩；而对于收入下降较快或负债率、债务依存度较高管理混乱的需尽快退出。

　　退出时机

　　事实上，某国有大行今年已对新增平台贷款的贷款权限也进行了调整。其中包括，将2009年下放到一级分行增加权限部分取消，县级政府融资平台授信权限全部上收总行；新增业务严格控制准入条件；已批复但尚未签订贷款合同的，不得新签贷款合同。

　　记者从另一家国有大行省级分行获悉，该行也有相似的操作方案，虽然目前尚未提出压降融资平台贷款，但新的政府融资平台客户基本不批。

　　此外，尽管中国银行已计划全年退出50亿-100亿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但一些分行的公司业务部仍未有动作。“目前只是做了自查，还没有收到明确的指令。”中行一位人士向表示。上述负责信贷的中层人士亦表示，原来签的合同不能违约，还要放，除非客户出了重大风险。现在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对于压降或不新增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隐患，外界莫衷一是。同时，如何选择适当的退出时机亦为市场关注。

　　一方认为，在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预期之下，地方财政收入并不会出现较大的减少；此外，大部分平台贷款是中长期贷款，风险不会在短期内突然爆发。

　　朱民曾表示，“只要地方借贷的确投入到真实的项目中，包括医疗项目、基建项目如机场、铁路，就不会有问题。基础设施项目能够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化，是否会有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显性化，现在说还太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此前亦分析，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并不会出现风险集中爆发原因在于，10年期贷款项目，按惯例并非一次性还款，风险被逐年分散。此外，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近年均有大幅提高，偿付能力不断增强。

　　里昂证券中国内地和香港金融行业研究部主管陈永德5月19日表示，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可以控制。原因之一是，银监会监管的能力高，在地方融资平台还未出现问题之前，已经着手准备。

　　对于平台贷款退出的后果，RBS中国研究部主管刘鸣镝对本报表示，“并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她认为，这种压缩及退出并不是在打压地方政府存量信贷，而是使地方融资平台回归到几年前的样子。从数量上来看，压缩的金额较贷款总量显然微不足道。

　　与上述观点相异的是，瑞信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对本报表示，2010年对于新增平台贷款以及存量贷款的压缩，使基础设施项目骤降。目前这种风险得以控制，是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前提下。然而，银行是否能控制贷款退出所引发的撤离效应，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大家都认为他可以聪明的撤出，但最终的结果也许比大家预期的要差。但愿这种囚徒效应可以得到控制，从而不会导致连锁反应。”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