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亿地方债背后：政府融资暗渡陈仓

　　本报记者 闵云霄

　　“从公开披露的数据看，截至2011年底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是30多万亿元，债务率为37.8%。2012年债务数量比2011年增加了几万亿元，债务率基本在40%左右。”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上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

　　地方政府债务一直被广泛关注，是因为这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有业内人士表示，地方政府债务“已失控”，对这场隐现危机发出警告。

　　《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获知，由于银监部门对政府融资平台的政策限制，除了显性政府债务外，隐性政府债务大量存在——在政府部门的“动员”下，职工“被贷款”后，再借给作为政府腰包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由政府支配使用。

　　债务节节攀升

　　近几年，地方融资平台在为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发展带来了庞大资金的同时，也令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地方政府债务到底有多少，仍然缺乏准数。不过披露出来的数据却一个比一个大：2009年5月末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政府融资平台有3800多家，其中70%以上为县区级政府的平台公司，它们的负债总额由2008年初的1.7万亿元，在不到一年半时间里升至5.26万亿元，其中85%来自银行贷款。

　　2010年6月23日，审计署公布了该署审计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财政数据。其中显示，截至2009年底，上述地方各级融资平台公司307家，其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45万亿元，分别占省、市、县本级政府性债务总额的44 %、71%和78%。这些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近2.8万亿元。审计还发现，各地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性债务平均占本级债务余额的一半以上。

　　到了今年年初，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透露，目前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为9.3万亿元。该数字甚至超过了印度2012年的GDP(约合8.9万亿元)。尚福林表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两年只增长了2%，总量规模得到了控制。

　　巧合的是，同样是4月9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宣布将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的评级从“AA-”降至“A+”，主要理由就是中国式“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债务风险。惠誉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庞大及不透明表示警惕和担忧。无独有偶，另一家评级机构穆迪在4月16日宣布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正面”下调至“稳定”，并指出地方财政健康程度下降。

　　随着基础设施投资潜力收缩明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降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也随之减弱。有数据显示，银行贷款约占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75%，政府及平台类相关项目是银行资产质量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而不断延期和借新还旧的地方政府银行债务，使得相关风险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部无法消化，金融体系可能会日益脆弱。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上，项怀诚在谈及中国的债务问题时表示，中国地方债务数量很难统计，据他估计中国地方债务多也多不到哪儿去，从2008年到现在一共就是4年左右的时间，地方政府要发也不可能发得很多，所以中国政府的债务大体上就是7—8万亿元，地方政府估计得高一点，本身就超过20万亿元，这样算来中国政府的债务约为30万亿元，这样一个债务率也不是特别高的债务率。

　　银政合作暗流

　　“学校领导说，政府有困难，大家要帮忙”，4月22日，贵州某小学教师张蕾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起初，很多教师不愿意贷，后来学校领导说，如果教师不帮忙贷款，年终考核就会受到影响”。

　　在学校的反复催促下，她只好到银行排队借款2万元，下午再交到当地县国有资产公司。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去年年初，该县政府曾经集体商议，要求全县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帮忙贷款，按照行政级别的不同，贷款的金额分为2万元、3万元、5万元、10万元多个等级。张蕾的丈夫李云在镇宁县一家医院上班，同样是普通职工，所以贷款给政府的钱依旧是2万元。

　　该县财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国资公司去年至今融资大约上亿，但是具体数额不太清楚。而国资公司一位主要经办人员对记者表示：“具体政府弄的部分，我无法告诉你。”

　　该县中国建设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由于通过该行发放工资的仅仅局限工商、国税等直管单位，政府插手难度比较大，所以被贷款借给政府的人“基本没有”。而对于全县，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贷款，数千干部职工中，大约8成到9成之间。

　　按照经济运行分析需求以及银行监管相关规定，人民银行要对各家银行的各类贷款进行统计，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该县支行综合股的相关工作人员拒绝了记者对贷款数据查询的请求。

　　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该县所有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43.61亿元、贷款余额达到36.85亿元，较年初分别增长29.08%和37.86%。

　　该县财政局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是县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地点，该公司2008年成立，注册资金为2000万，主要负责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司的几名工作人员也由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兼任。“成立之初，给县一中贷款1000多万，现已经偿还完毕”。 公司一位员工介绍说，目前为止，直接投资建设的项目寥寥无几。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取的一份县国资公司与该县一位员工签订的《借款协议》，其称，“为了缓解县域经济发展资金问题，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借款期限为5年，自2012年10月到2017年10月，借款年回报率为15%，回报额每年支付一次，以借款之日起至次年对月对日支付。“政府这种行为，已经属于高利贷”，一位干部表示。

　　在协议的“借款偿还”一条里面写明：前三年支付回报额，第四年还本金50%以及回报额，第五年还本金50%以及回报额。

　　按照贷款利息，职工只需支付银行7%左右的年利息，而可以得到15%的回报，中间可以获8%的收益。但是这个赚钱的生意很多人并不看好，李云对记者表示，国资公司没有任何实业，如果几年后亏本，这个收益不但拿不到，这笔钱可能成为政府赖账。他介绍说，类似的事情在当地就曾经发生过，“上世纪末，政府也曾经向职工借款修体育场，最后也没有偿还，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任何收款票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时红秀表示，长期以来，在“严把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的宏观调控政策下被抑制的地方投资，终于迎来了一场空前的盛宴。与前面所提到的羞答答的市政债券、打捆贷款、银信政合作和城投债相比，银行借贷资金在各级政府体系与国有银行体系之间，形成一个特有管道。一方急于放贷，一方急着搞项目，顿时交投两旺，场面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