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金融街论坛上发表演讲。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出席论坛解释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货币超发，称如果退出政策再快点效果可能更好

　　货币超发凡药三分毒

　　新京报讯 (记者苏曼丽)上周六，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2财新峰会”上对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时超发货币做出解释。周小川称，中国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经济，于是采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吃药肯定有一点副作用”，如果当时退出政策再快一点效果可能更好。

　　据悉，他在上周末发表了不同主题的三次演讲，讲述了过去十年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心得。

　　“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

　　为应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11月，我国开始由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向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也由此急剧膨胀。

　　数据显示，2008年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5.3万亿元，到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扩张至69.64万亿元，两年时间增长了54%。天量货币供应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包括房价和股价在内资产价格飙涨。作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也因此受到外界质疑。

　　“大力度防范危机的调控，叫凡药三分毒，吃药肯定有一点副作用，为了防止副作用后面的展现，我们要强调适时退出。”周小川说。刺激政策之后，中国率先强劲复苏，但通货膨胀也由此抬头。

　　2010年11月，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不过，周小川也坦承：“现在回顾起来，如果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当时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关键在于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

　　“调控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昨日由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市西城区政府举办的首届金融街论坛上，周小川表示，金融危机产生以后，目标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实现经济恢复到原有的描述，就是说时间最小化，尽可能从2008年9月开始，用半年或者一年使得经济恢复到平稳增长的状况，所以希望时间最小化，于是推出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周小川坦言，宏观调控须兼顾诸多目标，且调控手段纷繁多样，“任何一种调控都不可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也要服从于系统特性的描述，调控过程中也会有振荡，不过，“我们希望它是一个衰减的振荡，这样的话，整个系统能够比较快地实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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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垄断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新京报讯 (记者苏曼丽)在昨日举办的首届金融街论坛上，世界银行[微博]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收入分配改革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而周末出席另一论坛的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们二人还一致认为，垄断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形势的恶化。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指出，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整体失衡，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企业部门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尤其是垄断企业。

　　林毅夫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因为为了保护原来的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身能力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经济保留了一些扭曲因素。垄断是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

　　对于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到2020年实现收入倍增，刘克崮提出，初次分配要把个人收入提高，需要降低垄断生产企业、垄断金融机构的收入。林毅夫提出，应在金融改革中改变金融抑制，推动利率市场化、发展能够给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以地区性、中小金融为中心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