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军 吕思思 刘书芳

　　50岁的刘玉国今年又喜又愁。

　　作为河南省平顶山张庄一组村民，他高兴的是今年22岁儿子开始工作，每月收入1500元，这样1年给全家多挣2万。愁的是，儿子很快要娶媳妇，需要五六万的费用；大女儿读研1年还需1万元费用。

　　他家的3亩3分地，今年种植玉米收了5200斤，比往年的3500多斤大幅增加。同时他自己在平顶山煤矿做皮带工，月收入3000多元，比去年做煤工2000多元高了不少。

　　这收入比刘玉国2010年做砖瓦工月收入700多元钱，增加了好几倍，但他也胆战心惊，怕钱不值钱，“收入涨是好，但物价不要太高。否则钱买不了多少东西。10年前盖个2层的房子几万块就可以，现在10万都难。”刘说。

　　刘玉国的希望，是众多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之一，恰也是国家下一步政策着力方向之一。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报告提出，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新华社发表文章指出，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利生判断，十八大将收入和GDP目标并列，说明下一步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消费驱动，从而改变过去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作用明显的情况，“一系列新目标之下，意味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会尽快出台”。

　　“过去说2020年人均GDP要达到2000年的4倍，现在按照十八大目标测算，至少也有五六倍了。” 北大中国经济核算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说。

　　据测算，要实现10年经济增速翻一倍，需要每年经济增速在7.2%左右。由于目前明确提出居民收入也要翻番，按此看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将不低于7.2%。

　　收入首列目标

　　中共十五大曾提出，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中共十六大提出目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中共十七大也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本报计算得知，GDP20年要翻两番，要求10年平均经济增速为7.2%。由于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总数仍在增加，提出人均GDP目标20年翻两番，暗含的意思GDP年均增速要比7.2%高。事实上“十一五”期间提出的年均经济增速为7.5%，的确高于7.2%的数字。

　　11月8日召开的十八大，将2020年的目标进行了再调整，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蔡志洲认为，由于2011年经济增速为9.2%，今年经济有望增速在7.5%以上，这为之后几年经济完成年均7.2%的增速目标，开了好头。

　　按照3年平均汇率测算，2011年中国GDP为7.3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15.1万亿美元的一半水平；若未来10年中国经济总量翻番，这意味着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大约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当然由于汇率和物价因素，实际情况还有些差别。” 蔡志洲说。

　　另一方面，由于“十二五”时期中国劳动力总量将下降，加上国家能源总量控制政策，加上国际经济低迷，中国经济增速放慢，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中国社科院此前公开报告判断，今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在7.7%左右，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除亚洲金融危机等非常时期以来，首次低于8%的增速。

　　蔡志洲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速在10%左右，考虑到经济基数总量太大，以及环境、资源、能源压力影响，今后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放慢，但是达到8%左右的水平，应该问题不大。

　　发展模式之变

　　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于，既要实现2020年GDP总量翻番的目标，同时发展模式也要转变。

　　本次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前提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报告还提到，“要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沈利生指出，把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放在同一个年均增长7.2%的水平上，这将改变过去经济增速一直高于居民收入增速的局面。

　　多年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推动力量中，消费推动作用持续下降，而投资与出口的作用持续上升。

　　查询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发现，2000年最终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为65.1%，在十七大举行的2007年，当年14.2%的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贡献率下降到39.2%；2000年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为22.4%，2007年提高为42.7%；2000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在12.5%左右，2007年提高到18%。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教授指出，投资和出口在上一个十年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很大，但接下来主要靠消费。

　　此前日本也经历类似过程。比如上世纪50-70年代，该国消费占GDP的比例高达60%，70-90年代，降至40%左右；90年代至今，在52%左右，这当中的变化，与日本在1960年实施收入倍增计划有关。李称，中国提出10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一倍，也将有类似效果。

　　李文溥判断，目前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下降到了37%-38%左右，这很不正常。

　　具体到今后提升消费贡献的途径，“需要通过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增加居民的收入，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善民生，这是一个长久之路。”李说。

　　配套改革待推进

　　李文溥的说法不无道理。

　　此前居民收入增长不甚如意，大部分年份都是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其中200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罕见的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背离的情况。

　　比如2008、2009、2010、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在9.6%、9.2%、10.4%、9.2%，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8.4%、9.8%、7.8%、8.4%，出现了反向增长情况。最有意思的是2011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下降到7.7%，但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而达到历史最高9.8%。

　　为什么经济增长越慢，居民收入反而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认为，除通胀因素以外，这与分配因素有关。因为经济快速增长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都很高，而居民份额显然会显著下降。

　　宋说，也正因此，要实现下一步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实施更大范围的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加大。目前民营企业融资难、生存难等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另一方面，国家提出10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加1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成本将增加。此前有一些企业家和专家在不同场合指出，现在核心问题是放开民间投资，给民间资本出路。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指出，目前有一些地方，对于民间投资的放开步伐确实在加大，“但是最核心的是落实，比如民间资本可以办银行，早就有文件，但是实际上却落实不了。”保育钧说。

　　沈利生建议，下一步要加快推进相关改革步伐，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要尽快推开，这可以对企业减税；个税也需要减负，其中个税起征点起码要提高到5000元以上，一些个税过高的累计税率也要考虑调整。

　　此外，要增加居民收入和社保待遇，一些国有企业的红利还应该更大幅度上缴；并且，还需持续加大技术改造投资。

　　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此前指出，近几十年来，由于改革尚未完成，高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有效解决，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的重大制约。许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也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亚行和北大发展研究院近期完成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18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有40-50年，人均GDP就是难以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

　　该报告建议，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同时要深化改革，包括企业、要素市场与财政体制的改革， 并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

　　“这样2010-2020年可以保持8%的经济增速，2025年可望成为高收入国家。”报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