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需要因时因势加以调整，应更侧重于提高增长的质量效益和防范宏观风险，从注重使用需求政策向注重发挥供给政策的调节作用转变

　　■　石宝峰

　　今年5月份以来，为了防止经济出现大幅回落，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未来一段时期内，这些措施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仍将发挥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走势不断变化，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对未来走势的预测，关系到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投资预期，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在外需持续低迷、消费热点贫乏、企业经营压力加大等困难面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需要因时因势而加以调整，应更侧重于提高增长的质量效益和防范宏观风险，从注重使用需求政策向更注重发挥供给政策的调节作用转变。

　　经济运行走势符合预期

　　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目前均处于合理区间。国民生产总值(GDP)上半年同比增长7.8%，进一步向着7.5%的年度计划目标和7%的“十二五”预期目标靠拢。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3.3%，比上年同期和今年第一季度分别回落2.1个和0.5个百分点，处于4%的年度控制指标之内。7月份CPI同比上涨1.8%，创30个月以来新低。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694万人，同比多增3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7%，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1%。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其中出口增长9.2%，进口增长6.7%，比第一季度分别加快1.6个百分点和回落0.2个百分点。在全球经济增幅持续放缓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速继续回落，物价上涨压力有效缓解，与此同时实现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平衡有所改善，主要的经济指标均位于合理期间，而且正在向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目标靠拢，经济走势总体上是符合宏观调控预期的。

　　连续的经济增速放缓，既是我国宏观调控预期达到的效果，又是经济运行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放缓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欧债危机第二季度再度恶化，使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继续放缓，外需低迷拖累了我国外贸进出口，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降低。二是房地产市场调控对国内投资、消费和相关产业的抑制作用逐步显现，与之直接相关的建材业上半年增加值显著放缓，家电销售仅增长3.3%。三是上一轮大规模刺激政策陆续退出，国民经济经历政策刺激性扩张之后面临回调压力。特别是，我国经济维持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转变，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带来的收益降低，资源环境约束作用不断增强，这些因素使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本轮经济增速回落，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我国主动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我国经济周期性运行规律和长期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作用的客观反映，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

　　由此，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由持续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应顺应这种阶段的转换，既要及时对政策进行预调微调，促进经济运行缓中趋稳，防止过度下滑破坏稳定的宏观环境，更重要的是，应避免过度放宽宏观政策特别是政府主导加快基本建设投资使经济重回高增长轨道，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从日本、韩国的历史经验看，在潜在增长率下降阶段，大规模扩张性政策即使短期能拉高经济增速，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推动经济泡沫化所积累的风险也是后期较难化解的。

　　经济运行年内将呈企稳态势

　　对比当前与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运行情况，有三个明显不同。第一，经济增速处于不同区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经济增速从2008年的9%大幅下滑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1%，回落时间之短、幅度之深历史少见。今年上半年GDP增长7.8%是连续六个季度逐季回落的结果，而且仍处于合理区间。第二，就业形势不同，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并没有出现2009年大批农民工下岗返乡现象，为“稳就业”而“稳增长”的压力并不大。第三，企业生产经营恶化程度不同。2009年初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工业企业出现了大量停产停工、经营状况急剧恶化的局面，企业亏损面高达25%左右，特别是东部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面临更大困难。与此不同，今年上半年多数企业面临的困难并不主要是短期市场需求冲击造成的，而是经济步入放缓周期后企业主动进行生产行为和存货调整，加之长期要素成本升高和税费负担较重等因素造成的。综合这三点不同，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态势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合理把握当前形势和预测未来走势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既要考虑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经由国际贸易途径对我国经济产生的长期影响，又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短期苗头性、倾向性变化。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突出困难主要是外需低迷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一方面，世界经济继续恶化和外需低迷使我国经济今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上半年，占我国外贸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进口仅增长0.7%，6月份下降1.9%，预示着下半年出口将比较乏力。世界经济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正在进一步恶化。美国6月份的制造业指数从5月份的53.5大幅降至49.7，是2009年年中衰退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欧元区5月份失业率达到11.1%，创欧元区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制造业指数已经连续11个月下跌，正在迈向衰退边缘。与此同时，亚洲大部分地区制造业6月份也进一步下滑。韩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从51下降到49.4；越南更为严重，从48.3下降到46.6；我国制造业经理人指数(PMI)6月份比5月份进一步下滑了0.2个百分点。制造业下滑是国际贸易活动减少的直接表现。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法国等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力促实体经济发展，吸引制造业回归将逐渐影响全球产业格局。从中长期看，我国外贸高速增长和外资快速流入的格局可能发生趋势性扭转，外贸增长从多年维持20%以上的水平将下降到10%左右的水平，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外贸增速大幅下滑应有长期思想准备和应对之策，不仅仅需要在稳定外需主动开拓新兴市场方面下更大工夫，更需要考虑通过降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办法彻底改善外贸条件。

　　另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增大随着经济放缓、市场需求萎缩变得更为突出，产能过剩行业压力更大甚至面临全行业亏损和加速调整。上半年企业困难加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财务费用迅速增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半年财务费用同比增长35.5%，高出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增幅23.6个百分点。二是产品价格下降使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减少。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半年同比下降0.6%，而且第二季度以来降幅不断扩大。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比上年第四季度回落7.4个百分点，4月份和5月份又比第一季度回落5个百分点。三是一些地区为保财政收入出现征“过头税”问题，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税费负担。上述因素与工资上涨、资源能源价格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市场需求萎缩等因素叠加，使企业经营环境明显趋紧，投资意愿明显下降。在效益下滑过程中，很多企业已经主动对生产行为和存货进行调整，将更多精力放在提升产品竞争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上。当前，应进一步强化企业对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预期，让企业看到政府“调结构、促改革”以及鼓励企业发展的决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全面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真正做到善待企业，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

　　从近期看，随着前期一系列“稳增长”措施陆续发挥作用，反映经济未来走势的一些先行指标已出现积极变化。一是新开工项目较快增长，占施工项目比例上升。今年前5个月，新开工项目个数13.9万个，高于2011年的12.5万个和2010年的11.4万个。新开工项目数占施工项目数比例由2011年的49.6%提高到51.5%。二是汽车和房地产需求显现企稳迹象。5月份汽车产销同比均增长16%左右，使前5个月汽车累计产销实现了正增长。商品房销售面积降幅收窄，40个重点城市中多数城市新建房屋和二手房成交量出现较大幅度环比增长。三是工业用电增速逐步回稳。5月份工业用电同比增长4.1%，分别比3月份和4月份提高0.3个和1.6个百分点。四是工业生产总体趋稳。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较大的、一度回落较多的原材料工业，第二季度月度增加值增速均在10%左右。五是企业去库存过程加快。5月末，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上升14.3%，比4月末回落1.5个百分点，比2011年9月末的高点回落9.9个百分点，预计第三季度末企业去库存将基本结束。展望全年，经济运行将呈现缓中趋稳、企稳回升的走势，预计经济增速应在年内见底，并维持平稳运行，全年有望保持7.5%左右的增速，能够实现年度计划目标。

　　注重发挥供给型政策的调控作用

　　在经济增速适度回落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和防范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下滑和经济下行可能带来的风险。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和企业效益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速度和规模。经济增速一旦回落，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都会相应下滑，今年上半年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在效益下滑的同时，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预示着包括财政、金融风险在内的宏观经济风险正在不断积累。一是地方政府性债务迎来集中还款高峰，偿付压力大；二是企业因生产经营困难将出现互相拖欠和逃废债务现象，债权人风险加大，“三角债”问题可能再次突出；三是地方财政和银行贷款对房地产高度依赖，市场调控将积累更大的风险；四是民间借贷资金链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容易断裂从而引发更多经济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

　　下一阶段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应主要放在提高质量效益和防范宏观风险上，更多地发挥供给型政策的调节作用。一方面，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调力度实现“稳增长”，但“稳”的目的不在于让经济重回高增长轨道，而在于防止经济短期内出现大幅度滑坡，把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新的平台之上，在于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稳定企业、市场的预期，为微观主体的自身调整和适应新的增长阶段争取必要的时间。各方面应提高对经济增速回落的容忍度，仍然维持主要依靠快速增长来实现效益，将难以摆脱粗放发展的模式，拖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要用宏观政策引导企业等市场主体逐步适应经济放缓的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稳定和强化企业对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预期，把主要精力从单纯扩大规模转移到加快技术改造、自主创新和产品升级等提升质量效益上面来。另一方面，要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更好地统筹起来，挺过经济放缓的阵痛期，利用好物价上涨压力暂时缓解的时间窗口，把提高质量效益和防范宏观风险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出台更多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措施。短期内应该更好地发挥供给型政策的调节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完善和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上，降低优惠门槛加大减税力度，坚决防止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尤其不要在经济放缓、财政增收压力大时收“过头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考虑到财政今年面临较大的收支压力，应合理控制财政支出，不宜再出台大规模刺激需求的方案，特别是不要在短期内大量增加政府基建投资。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重点上马建设市场前景好、产业关联度大、创新能力强的产业项目，对钢铁、有色、化工等产能已经过剩、亏损面大的行业应严格控制新上项目。进一步加大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投入，落实好相关扶持政策，同时力争出台一批更为直接有效的措施，例如提高企业折旧率、增加产品开发基金、搞“压贷挂钩”增加改造资金等，支持对老企业进行挖潜，对旧工艺进行革新和对老设备进行改造，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增值税改革试点，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此外，应重视并着手化解地方性政府债务的偿债压力和风险，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举债偿债机制。

　　在全球货币政策再度趋于宽松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稳健，需谨防近期增加的流动性大量进入股市和楼市再次推高资产价格，积累泡沫。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配置信贷资源，加大对小微企业、节能环保、自主创新、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加快发展债券市场，促进直接融资比重提高。进一步缩小存贷款利差水平，多创新发展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继续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力度，理顺资金定价机制，逐步强化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能够达到的目标，必须依靠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实质性进展，只有进一步加快国民收入分配、财税体制、国有企业等关键领域的改革进程，才能促进经济由主要依靠政策推动向主要依靠内生动力驱动的转变。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

　　(责任编辑 赵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