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透露，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采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国际通行做法，并在税收等方面综合考虑，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长期关注收入分配领域问题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车伟副所长。

　　记者：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为什么会成为改革攻坚的难点？

　　张车伟：难在收入分配调整涉及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央高度重视并着力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我们应抱有信心，按照温总理的讲话，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今年年底前应该可以出台，目前已进入议事日程，对此大家可以期待。

　　记者：您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实质性内容具体指什么？

　　张车伟：我认为当前重点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市场化改革本身会造成收入之间的差距，但是还有一些非市场的制度性安排加大了这种收入的差 距。以行业收入差距为例，高收入行业大多数都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或者得到了行政扶持。因此，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要解决由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收入 差距过大和财富分配不公问题。

　　记者：分配不公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车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者得到的报酬在国家财富中所占比重一直在下降，在二次分配即国家通过税收等其他政策对收入进行调整后，居民收入占国家财富的比重依然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再分配的手段也没能弥补初次分配所带来的不公平现象。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收入分配的最大不公平，主要是一些个人或群体获得了不应该得到的收入和财富，这主要与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分配相关。我国有很 大一部分国有的、公共的资产，如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以及其他的公共资源。这些国有资产每年产生大量收益，但这些收益没有公平地让全体国民分享，这 就是造成目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收入分配改革急需将这些属于全民的资产和其在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巨大资本收益，通过完善的机制让全体国民公平地分 享，而不仅限于在个别企业或行业内部循环。

　　记者：您刚才主要涉及了收入分配中如何“控高”的问题，那么屡屡被提及的“提低”您又怎么看？

　　张车伟：“提低”主要是再分配的问题，但我认为“提低”不能只靠收入分配改革来完成，而首先要依靠经济的发展。当然，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方面，政 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也是有限度的。“提低”更多的是要靠经济发展，靠发育市场、完善制度来实现的。市场机制的发育就包括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的建立，而 制度建设则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

　　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首先要建立正常的工资形成机制，包括集体工资的谈判、集体合同的签订、行业工资的谈判等等。我个人认为“控高”相对于“提低”更加急迫和重要，“提低”的路径是非常清晰的，但这涉及长期的制度建设。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中“控高”的路径您能细化一下吗？

　　张车伟：首先就是在初次分配领域，要优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要让国有资产及其收益均等地为全体国民所分享，要建立国有企业的预算制度， 建立国有企业利润上交财政、用于全民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土地和矿产资源也需要进行规范化的管理。我们需要通过制度的建设和改革的完善来消除收入 分配不公的现象，让国有资产真正为全民所有，这样才能够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记者：那么，二次分配领域如何进行调整呢？

　　张车伟：一是优化税制结构，增强税收对收入的调节作用。我国的税收制度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所占比重很低。例如，具有较强再分配功能的个人所得 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足7%，纳税人数占工薪劳动者的比重不足20%。而以间接税(增值税、营业税、国内消费税、关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使得一般劳动者承担 了更高的税负水平，高收入群体承担的税负相对较轻。

　　以个税为例，由于个税的纳税主体是工薪阶层，劳动收入成为税收的重点，个税某种意义上沦为劳动税。但是劳动性收入对收入差距影响并不大，相反财 产性收入、租赁性收入等其他资本性的收入在扩大收入差距中的影响更大。因此可以考虑在改革个人所得税从分类征收转变为综合征收的基础上，开征遗产税、赠予 税以及其他财产持有环节的税种如物业税等。要让税收制度兼具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需要优化我国税制结构，减少间接税的税种与税率，增加直接税。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普惠性。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忽视了收入分配功能，低收入群体受到的保护程度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不但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甚至还有逆向调节作用，这是因为社保制度在各个人群中待遇差别太大，均等化、普惠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形成。

　　例如，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大大高于企业，而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又大大高于农民工或者普通城镇居民的养老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公积 金也是同样的道理，高收入人群拿到的社会再分配资源更多。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不但没有消除收入差距的不平等，而且在加剧这种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普遍征收社会 保障税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改革我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各项社会保险的缴费为社会保障税，彻底解决社会保险的覆盖和转移携带问题，增强普惠性；此外 建议设立每个国民均等享有的基础养老金，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

　　三是增加民生支出，增强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我国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支出严重不足，因此着眼于缩小收入差距，我国公共财政支出需要加大对 民生的投入力度，增强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让财政的转移支出在调整收入分配中起到“填谷”的作用。对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人提出通过取消户籍限制来解 决，我个人认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已经进城的两亿多农民工按照其居住地城镇居民的标准获得同等公共服务的问题。(《半月谈》2012年第13期 记者 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