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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专家称中央财政收入占比首低50%意义重大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4月13日 06:57  中国青年报

  税改将促进理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本报记者 潘圆

  “49.5%”,不久前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数据,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据统计,2011年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为49.5%,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这也是十几年来,这一比例首次低于50%。

  这是否意味着从1994年实行至今的分税制将会发生变化?未来中央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上让地方政府拿大头?特别是在楼市调控效果日显,一些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难以持续之际,这一数字格外引人关注。

  对此,全国青联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1年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的占比首次低于50%,说明近年来,中央财政着力理顺政府间收支关系,增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财政保障能力。

  他不认为,此举与地方债的增加有着必然的联系。在他看来,“地方债仍在可控范围内”,“楼市限购以后,北京等大城市土地收入的确有所下降,但是并不必然导致财政风险。”

  他强调,中央政府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思路是明确的。近年来,我国逐步实施的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重点在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截止到目前,许多税改制度都有利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比如资源税、房产税。

  资源税属于地方税,按照修改后的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的油气资源税的计征办法和税率,有利于建立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增加资源地财政收入,增强这些地方保障民生等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改善地区发展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开征房产税的主要用意并不在降低房价,而是培养其成为地方财源支柱之一,同时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如何改变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

  王建新认为,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逐步加大是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在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加大的同时,还存在着多头举债、渠道混乱、主题不明、责任不清、信用不佳、难以统计等问题。在楼市盲目膨胀之时,加强房地产调控是重中之重,而在这特殊时期,必须通过其他途径来逐步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

  他不赞同将土地财政以及眼下地方债务风险归结为分税制。“目前,地方债务风险主要不是分税制造成的,而是和2009年过度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投融资平台不规范、盲目投资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王建新说,1994年的分税制解决了长期制约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体制性问题,但是省以下分税制改革并没有到位。未来分税制改革,要改变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不均、不公的局面,真正按照事权和财权匹配的原则,使得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规范化、法制化。这也是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真正有效的途径。“如果能从系统的制度改革入手,而不是着眼于解决当前的一些技术细节和对现实问题的修补,这将对于降低未来财政风险的发生大有裨益。”

  为此,他建议,下一步税改应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健全税收制度。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

  结构性减税及加大民生投入是新税改的抓手 

  近年来,税收大幅度增长,并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速,减税成为普遍呼声。但引人关注的是,减税政策出了不少,老百姓的感觉却不明显。

  王建新把这称之为“群众的受惠感受存在差异”。他认为,这是因为财政用于保障改善民生的支出不宜平均用力,而是要积极发挥财政的再分配调节作用,更多采取“雪中送炭”的举措,更多地惠及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者。而且有些支出项目不能实行普惠式的“全覆盖”,如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相应地,中西部地区的老百姓从中得到的好处会多些。又如,国家取消农业税等,这些举措是针对农民的,城里人的感受就没有那么强烈;而政府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实施促进就业再就业政策等,这些政策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的,他们受惠的感受会相对强烈些。在具体项目操作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执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原因,局部可能有不规范现象。

  王建新认为,在下一步税改中,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倾斜力度,特别是通过财力的再分配来保障居民收入的增长。

  为此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在积极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同时,进一步降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

  二是加快推进房产税的征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房产税的征收实行从量从价综合征收,健全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登记制度、财产保护制度以及合理的财产评估、财产交易制度等,将短期调控和中长期配套改革结合起来把握,作为收入调节的重要手段。 

  三是加快消费税改革。尽快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保龄球、高档时装、高档保健品等高端消费品、一次性包装物和含氯汞电池等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尽快纳入征收范围;较大幅度提高高端游艇、大排量汽车、卷烟、汽油、鞭炮等消费税税率,起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四是在税收优惠方面,要更多地为中小微企业、民间创业者提供良好税收环境。在流转税方面,对中小型企业提高营业税和增值税起征点,对微型企业营业税统一实行3%的优惠税率,允许符合条件的微型企业自行选择作为小额纳税人或一般纳税人缴纳增值税。加快落实农产品加工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减轻农产品加工企业税收负担,促进食品价格稳定。尽快调低或取消“两高一低”、资源型初级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在所得税方面,进一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对中小型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对年营业额50万元以下的微型企业免征所得税。

  王建新说,目前,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过大,使得我国一些经济个体的非税负担过重,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时非税收入可能对税收收入产生排挤现象,所以需要减轻非税负担,规范非税收入,降低非税收入的比例。要严格审批收费项目,全面清理和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项目,杜绝乱收费、乱罚款,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严格非税收入的票据管理,规范非税收入,降低非税收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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