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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苹果调查:苏州代工企业过度追逐利润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26日 07:50  中国青年报

  毒苹果调查

  本报特约撰稿 冯永锋

  他们都有名有姓,个个都满载着家庭希望与个人憧憬,但他们又无名无姓,长期过着无人过问的生活——住在“出租房”里,每天长时间工作,领着微薄的工资,度过单调无助的青春期。

  这样的日子其实还算可以忍受的,他们无法忍受的是居然会在流水线上中毒,患上职业病。患上职业病可能还是可以忍受的,而工厂、相关部门乃至社会的冷漠,更让他们为之寒心。

  中  毒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阴霾的天空马上就要下雨,女孩们撑开伞,站在苏州第五人民医院门口等候我们。这个医院有两大职能,一是“苏州市皮肤病性病治疗中心”;另外一个职能,是苏州市“职业病和化学品中毒急救中心”。

  医院的这两项特殊职能用金灿灿的大字涂在门口的一堵墙上。女孩们都穿着外出的日常服装,远远一看,甚至会以为她们是来看望病人的,而不是自己身患疾病。

  随她们上了楼,到了第五病区,她们坐在病床上,略带惊讶地看着面前的来访者。她们上午结伴出去,刚刚要回医院,正好接到我们的电话。

  “昨日的天堂”——这是其中一个女孩的QQ名字,主动而缓慢地说起了她们的遭遇,略带羞涩,略带不信任感:

  按照医生的诊断,我们得的是“职业性慢性中度正己烷中毒”。

  我是安徽六安人,我们这些人有的来自东北,有的来自江苏北部,也有来自安徽的其他地方,像蚌埠什么的。大家多半高中毕业或初中毕业就出来了。

  我们所工作的是一家小作坊,在苏州吴江。我们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工作,白天进去里面都是黑的,夜晚里面更黑。老板把一间100来平方米的屋子隔成两间,我们三十多个人就挤在里面干活。

  做的活很简单,就是把苹果的那个标志给擦洗干净。这是我们从宇瀚光电公司外包来的,宇瀚光电是苹果公司的代工厂。为了擦干净它们,就得使用“去渍油”,也就是你们说的正己烷。它平常就装在一个大桶里,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打上一小瓶过来,像打酒那样。用那东西擦苹果的商标,干净,挥发得也快。这东西平常有些刺鼻,用时间长了眼睛会痛,但老板从来没跟我们说这东西有毒。

  我们的底薪不高,800元左右。如果要想挣得更多,就需要加班,一天12个小时,甚至一天14个小时,一周没有休息,才可能挣到2000元左右。

  在这里租房住,需要300元左右的租金,再扣掉吃饭和其他的花费,其实剩不了多少。可有份工作,就不错了,我们也是为了趁年轻多挣点钱,才这么拼命。当时拼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业务多,老板简直忙不过来,每天都要求我们加班到深夜。

  2009年底,我们就陆续发现自己生病了,手麻,腿没劲,头晕。有人做着活突然就晕倒了。一开始都以为是自己身体得了什么怪病,没往工厂用有毒化学品方面去想,因此都自己到处看。常规的体检也查不出来,后来患病的人多了,大家人心惶惶,闹得大了,医院才给做比较正式的检查。

  直到有人被证明是“去渍油”导致了中毒,我们才逐一被这家医院收治了下来。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很长时间,有人住了快一年了。现在,老板每个月给我们500元的生活补助,其他什么都没有。每两个月做一次肌电图,检测神经反应是否敏感,做的时候要扎好几根针。又打吊瓶,我们胳膊上有时候都找不到能扎针的地方了,到处是窟窿。

  有消息说老板也破产了。他为给我们8个人治病也花了几十万元。他来医院给我们送钱,说好每个月15号,可他总是拖,我们要使劲给他打电话。来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拿张纸让我们签字,签完字给了钱,就走了。说我们出事后他的工厂被关闭了,可又有消息说他又新开了三家工厂,继续做以前的业务。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继续使用“去渍油”。

  羡  慕

  “昨日的天堂”们,是因为在苏州吴江的一家小作坊替苹果公司擦商标而中毒。而安扎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联建科技公司,员工则是因为替苹果公司代工生产“手机触摸屏”而中毒。

  据了解,苏州联建科技公司是替富士康公司做“二级代工”;而发生了员工“连跳”事件的富士康公司,则是替苹果公司“一级代工”。联建公司大概有100来名员工中毒,住院的就有47人,其他人因医院病床不够,住不进去。一个联建公司的员工回忆:“有做模具的工人,8根神经断了4根,才能住院。断1~2根的不可住院只能看病,1~2根受损则继续上班。”

  “昨日的天堂”等8个女孩都知道苏州联建公司,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共同住在苏州第五医院。网名叫“甄甄”的女孩说:“我们来往不多,只是偶尔交换一下病情,因为我们的待遇与他们太不一样了。”

  两家公司,都是因为“去渍油”中毒,又都住在一家医院里,待遇有什么不同?

  网名叫“古玉”的女孩说: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只是家本地小作坊,现在又号称倒闭了,政府也说没钱赔偿。而联建是家台资大公司,有将近两万人在那上班。这中间的差别有多大,你想一想就知道。

  我们每个月只有500元的生活费,营养费啊、误工费啊什么的都没有。这500元根本不够用的,我们虽然住在医院里,但医院的病号饭我们都订不起,只能出去买些菜来自己在阳台上做。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得了营养不良。

  而他们呢?每个月都有工资,营养费什么的也都发得很全,用的药也比我们好。他们出院后可以休息很长时间,愿意的话还可以回工厂工作。而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可能回去工作,再找新的工作,又上哪找去?

  律师对他们好像也更积极,我们的案件是苏州同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同一个律师代理,但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赔偿和伤残评级的程序,而我们劳动仲裁还没有结果。

  不过,差别归差别,相同的地方倒也不少。8个女孩也知道,其实大家中毒之后,身体的感觉是一样的;出院之后,身体的后遗症也类似。

  她们也同样知道,苏州联建科技公司的中毒员工,其实也仍旧在为伤残评级的事情而发愁。苏州联建公司的中毒员工们也同样发现,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司法部门,还是社会其他领域,对他们的事情,都“爱莫能助”。

  停  滞

  如果去搜索一下关于“正己烷”的基本知识,你会发现专家这样描述它:主要用于有机合成,用作溶剂、化学试剂、涂料稀释剂、聚合反应的介质等。对人体的侵入途径包括吸入、食入、经皮吸收等,对健康的危害包括“麻醉和刺激作用”,长期接触可致神经炎。如果吸入高浓度正己烷可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共济失调等,重者引起神志丧失甚至死亡。

  苏州联建公司维修部的阿景,并不认识苏州吴江那8位女工,但他的愤怒情绪可能比她们更强烈。对他来说,正己烷中毒后对身体的后遗症是让他比较烦心的事,但最让他烦心的,却是伤残的定级和不公正的赔偿方案。

  阿景说话很快,有时显得急躁,一激动就浑身冒汗,抢别人的话头。他老家是山东青岛,大专毕业后因为同学的介绍到了苏州打工。一个月加班100个小时,没有周末和节日,这样的效果是他一个月能挣3000元左右。

  阿景最不满的是伤残定级被定为十级。他们觉得无论如何自己也可以被定为九级。而苏州的有关鉴定单位就是把他们定为十级,而且告诉他们说,南京或者其他地方的鉴定不算数。他们奔走在各个部门之间,没有一个部门对他们表示出应有的热情。

  有些人出院后又旧病复发,去找苏州工业园区的劳动局、园区管委会等机关,也找过苏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对中毒的工人说,原来是不评级的,评级只是同情工友。听到这样的话,阿景不停地说:“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只是希望得到公正的待遇。”

  来自安徽的老崔,与阿景同一个部门,年纪比阿景大不少。在充斥着20岁上下员工的苏州联建公司,他确实是“老”员工了。长时间的无人照应让他对前途比较绝望:

  像联建这样的工厂,员工更换得很快,仅2010年招进来的就可能有将近两万人,这么大规模的招聘是因为辞职的人也不少,大家都不安定,今天是同事明天就不知道在哪了。

  2009年夏天的中毒事件集中爆发之后,能住进医院的都住了。这些人出院之后,大部分都给伤残评级,都给评的是十级。十级和九级,待遇上差将近10万元。

  可现在绝大部分的人都走了,他们出院后,可以休息几个月,然后回到工厂上班,然后再提出辞职,工厂就会按照你的伤残评级,把相应的赔偿给你,同时要你签订一个协议,表示今后的命运再也和工厂无关。

  绝大部分人都离开了,我猜100多人中至少有80多人换了地方,估计永远也无法找到他们了。我们现在还在这里,一是想继续奔走,看有没有改善评级的希望,另外一个就是也没其他地方可去,能有份工作就很好了。

  起  诉

  苏州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霍志杰,代理了几乎所有正己烷中毒的案件。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每一个当事人都得单独起诉。因此,他和几十个工人分头签订了法律代理协议。苏州联建公司的员工,代理费大概是3500元,先付500元,等赔偿下来之后,再支付3000元。而吴江那8位女工,代理费是每人5000元左右。

  霍志杰在此之前,还曾经代理过2008年的一起正己烷中毒的案件,出事的工厂在苏州昆山。当时中毒的一些人,在苏州联建公司员工中毒住院时,还有一些重度的在医院里没出院。在他的代理下,这些人绝大部分伤残评级都被评为九级。

  因此他也非常困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苏州联建公司的人大部分都被评成了十级,好像伤残等级里都没有十级这么一说。相对来说,苏州联建公司由于企业力量强些,因此他们对员工的赔偿进入法律程序也快一些。而8个女工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小作坊,他要是想抵赖和拖延,就没有什么办法。因此,这8位女工的赔偿事宜,就更加漫长一些。等进入程序了,她们会得到应得的那些赔偿,待遇大体应当和苏州联建差不多。

  2010年4月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全国34家环保组织,发布了“IT产业重金属污染报告”,并以这个报告为基础,发动了对29家著名IT品牌的“绿色选择”行动。行动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这些品牌,加强“供应链管理”,要求其上游生产厂商践行环境责任,如果发现上游生产厂商在生产过程中有严重伤害环境的行为,那么应当督促改善,或者撤销对这家厂商的订单。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相信,这是逼迫企业兑现其基本环境责任的比较好的办法,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客户的订单是他们最看重的。而订单一旦出现动摇,那么来自采购者的要求,会很快转化为企业的环境改良动力。

  苏州联建公司这些中毒的员工,与苹果公司有什么关系?马军解释说,苹果公司号称自己是全球最为绿色的公司,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生产车间,它的所有产品都是委托其他工厂代工生产的。给苹果公司生产一个产品,苹果公司拿走了绝大部分利润,而代工厂只能拿到极低的收益。

  马军认为,即使这极低的利益也是代工厂们所积极追求的。他们无法从苹果那得到更多利益,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么压榨员工,要么压榨环境。之所以出现环境污染导致员工中毒的事件,就是因为一些企业过度追逐利润,而把员工的健康和环境的健康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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