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称加息面临两难选择 工作比伯南克更难做
2010年，央行接连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防通胀、保增长的两难境地下艰难前行，央行行长周小川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近日，周小川接受央视财经频道《领导者》栏目知名财经主持人芮成钢的专访，畅谈我国明年的宏观货币政策，直言央行在加息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在谈到目前这个时点上，周小川和伯南克的工作压力谁更大 芮成钢对话周小川：加息两难 工作压力比伯南克大 媒体来源：央视财经频道《领导者》 的时候，周小川坦言，自己的工作挺难做，压力比伯南克更大。以下为访谈实录全文：
芮成钢：周行长你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央行行长在加息问题上你有两难吗？一方面比如说控制通胀预期。
周小川：我觉得多数央行政策工具都存在两难，首先经济体就有不同的利益主体，手里少数几项货币政策的工具，满足所有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是很困难的，拿汇率来理解，汇率升高的时候，出口者就可能抱怨，进口者可能有好处，东西可以卖便宜点，市场可以打大一点。除了利益群体以外，还有整个对整体经济，比如说你可能对增长好，对物价不一定太好，就是这个这种大板块上需要权衡。再一个就是时间跨度上，有些政策短期看好，但是对中长期不见得有利。而另外有一些中长期有利，短期可能还要忍受一点代价，所以这个都是表明了这种权衡或者两难的关系，因此所谓宏观决策，它就是要站在更全局的立场，更总量的立场，把近期和中长期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做出权衡，所以每一政策出来按理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两难。
芮成钢：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盯得是很紧的，货币政策一点点的变化，可能资本市场都会有一些反应，甚至是过度的反应，所以你在考量每一个政策的时候，会不会首先考虑到资本市场的反应？
周小川：我说资本市场是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这个成熟的过程就包括了这个内容。它是在早期的时候，这个投资者他觉得我是在和谁博弈，我这个投资的挑选是重点看的是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成长潜力呢，还是我是看的是政府怎么做的。所以早期来讲肯定投资者就觉得政府的影响非常大，上市公司反正它那些数据也看不明白，甚至说是否足够真实，披露足够充分也不太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更多看政府，早期来讲，我们出一台政策的时候有的时候像地震一样，大家反应非常强烈，现在来讲经常是你政策还没出台，有一部分提前吸收了，说明他已经判断了，他也知道这个事关系到整体经济调节的问题，因此大家面看的比较宽了，也看国际，也看国内宏观。当然我们也尽量在做出政策的时候，也把资本市场的反应作为一种考虑，尽量的兼顾，但是大家都知道，少数政策如果兼顾到所有面不见得每次都够兼顾的到，最后有的时候也要有所取舍。
芮成钢：在G20上我听到奥巴马说，我们主要还是为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美国经济的增长而设计的，主要是伯南克美联储的一个决定，您觉得G20峰会最核心的讨论其实在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之间完成的。
周小川：G20一般都有一些重大议题的框架，所以实际上G20很难有机会对于像量化宽松第二期QE2进行深入的讨论。
芮成钢：伯南克的权力是不是比中国央行行长感觉更大，我听奥巴马总统在G20峰会上非常明白的说，这个问题是伯南克来定，不是我白宫能够直接干预的。
周小川：这是体制设立的问题，但不一定涉及到权力。实际上比如说各个央行管理的内容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儿汇率问题，在中央银行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部分，在美国是财政部的工作。应该说美国作为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经济政策也好，它的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好，在全球的影响或者人家说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讲，它都会比别人大，但是也不见得说到每一项政策都是这样。
芮成钢：在这个时间上是你的工作更难做，还是伯南克工作更难做。
周小川：我是说一般人对自己的难处理解比较深刻，对别人的工作他有什么难处，实际上你不见得全看得到，可能事后你慢慢才能看到一些材料你才能知道，所以我当然觉得我的工作挺难做的。
周小川：这个理论它是强调改革是一个从旧的集中型心计划经济体系，向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转变。那么这个体系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不可能零敲碎打的批凑起来。尽管从时间序列看事要一件件做，但是最后体制之间有很多关联的内容。
芮成钢：周行长我想不光是中国人，世界媒体的眼中您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改革者，我读您的简历的时候，你当年在农村改革机床，你曾经改良过一个机床，把个机床做的更有效率。
周小川：我们第一批念研究生，我念的所谓叫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可能你们也知道，鼻祖是钱学森，或者说钱学森领导下六教授。钱老那时候就跟我们谈过，而且鼓励我们说是，我希望我们这个系统工程学科里头，有一部分人搞社会，当时宋健同志搞人口模型，有一部分人搞经济研究，他的意思指你去搞经济研究。过去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系有很多低效的环节，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彻底要动大手术的改革。系统工程的人其中一个思路就是说，强调叫最优化，因为很多模型都是靠优化来做的。那么我们就要看到这个计划经济当时的做法是否能实现优化，如果它不能实现优化，什么样别的系统，改革会转到什么别的系统能够实现经济系统的优化，如果优化当然我就涉及到，优化是什么标准？不是你自己主观设计一个目标的优化，你是要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的需求。这个优化目标的实现。
芮成钢：您是不是一直在用系统工程的理念，或者这种框架来审视你所从事的这个工作或者这个系统？
周小川：对，我认为每个人他的学科背景是有一个必然的影响，你既然过去曾经研究过某一个学科，你的思维方法，你的方法论是在你过去研究领域中会始终伴随着你，也不是说某一个思维方式，某一个角度就是最好的角度，但是大家都可以交流，交流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是有这样一个角度，相互之间就可以相互补充，然后看问题可能最后会比较客观一些。我个人认为，我自己这个学科对我的培养我还是受益匪浅的。
芮成钢：一些同行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美国的问题，他说美国最聪明人最能干人全去华尔街了，我曾经私下里听他们说出一句话很不好听，但是能反应一部分真相，他说华盛顿永远监管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是美国最聪明的人，金融危机我们捅了那么大的娄子，没有人坐牢。
周小川：资本主义的概念，它的资源不管是资本和人才来讲，它都是朝向挣钱多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利润高，就向那个地方去流动，一方面来讲它们对金钱、物质过于崇尚，这个是有很多缺点的。另一方面来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它也有它的合理性，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效率、效益不断提高。金融业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狠狠抓住这个环节，金融业不要搞出一些自我循环，并且对一般投资者采取一种诱惑的办法，然后采取自我循环，跟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然后就发财，这种做法是要高度警惕的。过去他们的监管对这个也不太重视，我估计这次金融危机在这方面发现了不少问题，金融界有些做法，制造了人为的交易，制造了泡沫，有些人在中间发了财，实体经济或者受到损害，或者对实体经济没什么帮助，制造一些虚假的财富。
芮成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华尔街二》这部电影？
周小川：还没看。
芮成钢：我那天看电影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电影讲述的是，1985年华尔街罪犯的罪犯盖柯从牢里出来，看见电视上在演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些画面，然后盖柯就感慨，他说你看我这么多年坐牢，他说现在华尔街的人已经不玩我们当年那套了，我们当年还靠内幕消息吃饭，1985年的华尔街，盖柯是靠内幕消息来赚黑心钱，今天这些人都玩大的了，不玩内幕交易了，实际上他也是在说华尔街制度安排进化到一个新的层面，当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周小川：资本市场建立的本身，我觉得目的还是应该说它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的服务。那么实体经济在不断的前进，所以这个服务也需要不断的创新，这些创新可能大部分还都是好的创新，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出乱子的，惹麻烦的创新。另外有一些创新动机上，可能就是少数人为了他们收入高一点，利润高一点所搞的创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里头，肯定就会有漏洞，有漏洞就会有人去钻空子，谋取私利，然后出现不同的犯罪行为，在其他金融市场，其他环节也都是这样，就是一个阶段的问题和下一个阶段问题可能是很不一样了，玩旧的东西不一定有人再玩了。这个问题就在于监管，我说监管要持续不断的加强监管，而且在把老的毛病克服了以后，要有警觉，不断发现新的可能存在的问题，对新的潜在存在的问题进行监管。
芮成钢：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的关系有所改变，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周小川：应该说从整个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中，直接融资能够比有比较强的吸收风险的能力，这个增长会有不平稳，会有坎坷，会有风险，风险由谁来吸收，应该说间接融资吸收风险能力相对比较弱，直接融资能够吸收风险，这样的话它能够吸收风险，它能够帮助你度过一些困难的坎坷。同时吸收风险也意味着他支持经济体中的创新活动，因为创新活动本身也带有风险，要是没有人吸收风险，谁给创新活动，给这些新的行业注入资金，所以我们是觉得是非常需要这样的直接融资的发展。尽管说可能金融危机业也来一个疑问，但是我总结来讲，从中国现状来讲，我们在加大直接融资比例方面，还有巨大的空间。这些年确实直接融资也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直接融资的规模都有了巨大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你在一个高储蓄国家里面，发现间接融资增长也蛮快的，所以这个比例关系的改变还不够，我们可能还需要有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也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可能在那样一种条件下可能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关系发生进一步的转换，或者更明确的转变。将来直接融资的主体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养老金，现在直接融资同主体，除了个人自己配置自己的资产以外，我们看到的主要的机构投资的力量，一个是养老金，一个是股指投资基金，再一个就是保险业，这是在金融机构里的几个主力。至于说国际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有人叫影子银行也好，有的叫新型机构，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这个可以有稳步的发展，但是还要注意观察。那么这些都是导致直接融资力量发展的主力。
芮成钢：采访央行的行长，我最想问的当然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什么时候加息？加多少？其实我也知道，每一个记者都知道，这些问题问了也得不到答案，但是难得的一次央行行长的专访，不问公众关切的问题，似乎说不过去。央行行长的专访是最难做的，最难安排的专访之一，这两年各国央行的行长和财长们获得公众的注意力是越来越多，形形色色的各类峰会之前，往往是先召开央行行长和财长们的会议，这已经是一个惯例，而他们得到媒体报道的版面也是不亚于峰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想各国的情况并不一样，比如说周小川，每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每一次讲话都会引来媒体的微观视界。我的一位华尔街日报的同行直截了当的说，周小川是现在西方所有财经媒体最想采访的人，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表明了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中国的声音越来越不可忽视。
金融危机深刻的改变了这个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认识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等工作还远远不到位，这不禁让我想到，市场的监管者，参与者，乃至于市场本身都有一个成熟的过程，甚至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走远，他告诉所有的人，面对市场没有人敢为人师。
人们也常常把周小川和伯南克做比较，我的专访当中也提到了这个话题，周行长笑着坦言他的压力比伯南克更大，我以为这又是映照了中美两国经济的现状，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急剧减少，而中国承担起了全球经济发动机之一的重任。所以说，如何通过货币、信贷等政策保证我们自己的发展更加健康、均衡、可持续，中国央行行长的任务和担子实在不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是芮成钢，这里是环球财经联线周末人物特刊领导者，我们下周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