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21日电(记者姜锐 李延霞 韩洁)“中国经济发展令人瞩目，不但在应对危机中反应迅速，而且未来充满希望。”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观点代表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与会代表们的普遍看法。然而，与会代表们同时指出，中国经济要保持快速可持续增长，还需进行不断的调整转型。

　　财政支出应更加主动、长效；对外贸易要顺应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支撑……部分国际机构负责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型给出了他们的建议。

　　IMF副总裁：财政政策要着眼全面 关注未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今年全球经济会在4%左右，2011年这一速度可能还会增加。IMF第一副总裁约翰·列普斯基认为，这个复苏迹象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作用。

　　约翰·列普斯基认为，政府要保障财政的可持续性，需采取一些直接的措施，来改善基本的财政支出和收入的盈余。在这方面，他认为政府需要进一步考虑医疗等福利方面加大支出。

　　“仅采取单纯的抵御危机的刺激政策，只能使GDP每年增加0.5%，因此还必须加大对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并通过税收政策和管理措施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约翰·列普斯基介绍说，IMF研究表明，如果中国在公共支出方面增加相当于GDP的1%的投入，用于教育、养老等方面，将可能撬动中国家庭消费1%的永续增长。

　　约翰·列普斯基表示，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也在进行改变，更多地从基础设施转向促进人力资本和消费方面的投资，还包括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在结构方面的改善，这可以带来生产力的增长，也可以直接向消费提供支持，减少人们的预防性储蓄的需要。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需要增加社会保障的支出，减少家庭储蓄，从而提高消费。

　　此外，约翰·列普斯基强调抑制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的重要性。“如果资产和商品价格上升过快，将会加大经济复苏的成本，也为可持续的复苏埋下隐患。”

　　世行副总裁：根据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调整发展策略

　　世界银行副总裁吕万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在应对危机中表现不俗，然而不确定的因素还依然存在，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会发生变化。

　　他认为，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造成了流动性的不确定性，使大型商业银行处于防范性的模式中，对核心部门的资金支持减少；危机还减少了部分必要的国际资本流动；并且使对外贸易量大幅下降。这其中，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全球贸易需求下滑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这种影响还将持续。

　　不过，吕万认为，在受到危机影响的同时，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在国际关系、贸易协定以及海外投资等方面都更受关注。

　　吕万认为，未来世界的贸易结构将发生变化，贸易增长将更多地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还会不断出现。因此，中国若要保持平稳快速的经济增长，应该确保新的可持续性的需求来源，需要提高国内需求、消费和服务行业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还要进行金融方面的调整，中小企业应有更多融资渠道，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需要推进贸易向非传统市场的扩展，使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最后，中国应该迅速地发展科技，使行业能够跟得上全世界领先的步伐。

　　亚行行长：可持续发展应寻找新的源泉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中国保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要对经济增长的源泉作出调整。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都是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虽然对中国经济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出口的依赖使得经济发展在外部需求萎缩时就会变得脆弱，全球经济危机已凸显了这种改革的需要。

　　此外，由于过度投资和一些行业产能过剩，要素的生产率也在下降，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模式创造就业的数量非常有限，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这些不平衡的加剧，要求中国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新的增长源泉，比如公共支出和个人消费，这就要求将某些企业的收入能够转移到居民和公共部门身上。

　　他认为，尽管在未来几年里，制造业还会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服务业也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发达经济国家中，服务业已成为产出提高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提供了最大份额的国内组织和就业人数。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比如交通、运输、电信、物流、金融也是确保经济增长的一个先决条件。

　　此外，黑田东彦建议改革劳动力市场。他认为要确保结构改革成功，必须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在接下来几年中，城市化将成为推动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在教育、职业培训和社会保障投资方面进行投资也可以帮助提升劳动力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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