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概括】

　　“一五”计划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这段时期里，中国经历了一场旨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实验。无奈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最后导致惨痛的后果，被迫进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在20世纪60年代，曾出现过关于强调党内民主，注重调查研究的趋向，但在中央决策层，特别是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出现了正确与错误的两种思想趋向。最终是“左”的思想占了上风，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十年文革期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逐步暴露，中国人开始理性的看待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深刻思索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后来的改革开放也有其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

　　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点评】

　　对于中共八大前后的“冒进”与“反冒进”，中央领导层存有不同看法。1957年在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片歌颂中，毛泽东更加相信1956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不仅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而且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在经济建设方面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地批评“反冒进”之后，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会上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的口号。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的基本点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但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空泛的口号，既无法量化和监督检查，又容易脱离客观实际。另一方面“总路线”片面强调高速度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它比较适应毛泽东以群众运动来搞经济建设的思路，这也是它成为发动 “大跃进”的纲领和口号的原因。它的提出在实际上取代了党在“八大”前后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使得自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态度没有得到继续很好的坚持。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政策

　　【点评】

　　三年“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的困难局面。1960年9月30日，在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此之前，李富春于8月中下旬对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进行研究时，根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精神，特别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提出应以“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安排经济工作的意见。8月底，周恩来提出，应在“调整、巩固”后面加“充实”两字，从而最初形成了完整的“八字方针”的意见。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表明“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随后，相继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些条例实行后，经济生活中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经济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了政策的调整。

　　国民经济调整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使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回升，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状况缓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略有上升。而且，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党在政治上“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愈益发展。

　　1964年：“三线建设”政策

　　【点评】

　　三线地区，是1964年至1978年，由中国大陆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除新疆、西藏、内蒙古地区之外的中国中西部地区。

　　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威胁中国北部安全；中国南部，美国不断扩大侵越战争规模，矛头直指中国；同时，蒋介石台湾政权叫嚣反攻大陆，威胁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由此，毛泽东对没有战略后方国家经济布局产生担忧。

　　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

　　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纲要》提出：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从此，中央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三线建设上来了。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这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历经3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石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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