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概括】

　　改革开放以后，在经历了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未来改革和发展趋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关键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以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改革与开放事业的深入，使得政府基本上接触到了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如产权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解决，不仅保证了改革的继续和深入，同时也是消除旧体制，创立新体制的过程。由此，带动了经济社会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

　　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策

　　【点评】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但改革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内也由于治理整顿和89事件的影响，对改革产生思想的混乱、困惑，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徘徊期。关键时刻(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谈话的中心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到底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澄清了重大的理论问题，其讲话精神也被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所接受，并由此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从此，中国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趋向的体制改革，并由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1994年：整顿金融秩序和经济软着陆决策

　　【点评】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国大地春潮涌动，经济活力前所未有的增加。随后，由于金融失序导致投资过度，并引起全国性的经济过热。中央政府决定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调控过热的国民经济，力争实现“软着陆”，避免经济的震荡和大起大落。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约法三章，铁面无私。中央政府的严厉措施令各地一哄而上的泡沫经济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以经济和行政手段使经济乱象和投资膨胀得到整治，有力地抑制了通货膨胀。

　　整顿金融秩序和宏观调控组合拳的配合，使中国的通货膨胀得到有力控制，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快速的增长。1996年，国务院宣布，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整体配套、重点突破和全面攻坚的新阶段。

　　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扩大内需决策

　　【点评】

　　1997年7月2日，国际游资大鳄进军泰国，泰铢迅速贬值。随后，亚洲金融风暴迅速席卷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金融风暴所至国家，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甚至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金融危机，既有国际金融游资蓄意投机的因素，亦有某些国家金融、外汇政策不当以及经济结构内部不合理的原因。

　　由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自1993年开始，就对国内金融秩序加以整顿，坚决实施宏观调控，有效地抑制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和“股票热”等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情况的发展，为经济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打了预防针。

　　1997年7月以后，面对亚洲许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给人民币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权衡利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确保人民币汇率稳定。1997年11月，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央政府决定对金融系统进行重大改革。与此同时，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立足国内的基础上，决定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生活；采取出口退税，打击走私，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从多方面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负责任的积极态度和应对措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和“三年脱困”

　　【点评】

　　1997年，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面达39.11%，亏损企业亏损额665.9亿元，盈亏相抵，实现利润856.5亿元。1998年国有企业盈亏相抵，实现利润只有213.7亿元，成为历史上国有企业亏损最高的年份。

　　1998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新任总理朱镕基在与记者见面时提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纲领。其中的“一个到位”，就是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为使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债转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是中央政府拿出一笔钱冲销企业呆坏账，实行债转股，由政府举办金融债务公司来承接和转移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其次，政府推进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的实现和长期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再次，积极理顺政企关系，通过推行有限责任制、股份制及期权制，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促进国企脱贫目标的实现。

　　在1998到2000年的三年中，中央政策的各项支持，以及国有企业通过破产、兼并、重组等措施，提高了国有资产效益，大多数企业基本实现脱困的目标得以实现。

　　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

　　【点评】

　　1999年，中共中央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中央政府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做出的重大决策。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关系到我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年前，针对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20世纪末，东部地区已率先实现了“先富起来”的目标，同时，东、西部存在的差距已影响到国家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 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1999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指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由此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方面是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石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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