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赢周刊记者 翁申霞 

　　中国成美国大债主

　　赢周刊：对于次贷危机的产生原因虽然已由有一定的共识，但在具体的细节上很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有自己的解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其仁：对于次贷危机，一些媒体解读为华尔街的贪婪，我想从别的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贪婪不能凭空发生，是有载体的。现在看到市场的大起大落是有载体的，不是通过意念来完成的，而是有一种表达的途径，就是说拿什么来买这些股票、房产，这些一手接一手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钱不是居民存起来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省下来的钱，而是主要来自贷款。我手上有一组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债等于GDP的60%，美国政府和企业总的债务量是美国GDP的350%。次贷危机还有一个特点跟亚洲金融危机很不一样，美国作为一个最发达的经济体，他的债权人多是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

　　赢周刊：美国为什么会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如此巨量的贷款？

　　周其仁：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跟中国有关，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大债主，中国经济这几年的对外贸易创造了大量的顺差，直至最近这个差额还在增长，因此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元资产。这么多美元用来干什么，看来看去还是买美国国债比较安全，这就构成了美国国内巨量的资源。而我们目前的外汇制度是结汇制，意味着每1美元，央行都要按照8.2元左右的汇率将人民币放出去，这就相当于印钱，这个钱进入了市场，股市、楼市等各个行业就都热起来了，甚至连艺术品市场也如此。

　　中国外贸顺差扩大跟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有关，但是必须指出，也跟汇率有直接关系，因为长期保持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实际上加剧了贸易顺差的扩大。我们的出口不是以物易物的出口，中国货出口是以人民币买劳动要素，变成出口商品，以美元作价。但我们的汇率是故意高估币值的，是官方汇率，并不反应市场。

　　固定汇率易酿大祸

　　赢周刊：这种“不反应市场的汇率”对国内经济有什么影响？

　　周其仁：1997年调整人民币汇率带来一个极大的负面效果：我们的汇率变成没有弹性的固定汇率，挂了差不多十年，而这十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中国善于学习，但学习曲线几乎是平的，只会慢慢地起来。随着中国的学习曲线慢慢起来，生产进步率在提升，这时再用基本不变的汇率，会给价格带来严重的歪曲。因为生产力提高了，却没有反应在价格上，看起来我们的东西更加物美价廉，这就必然导致我们的顺差越来越大，引起国内的一系列变化。

　　1997年以后“保八”的手段就是启动了几千亿的国债带动几万亿的银行贷款，对内大搞基建，对外则是我们在一个“没有宣布固定汇率的固定汇率”下，加上国内生产力的提升，对外生产能力提高，不断出口创汇。到2003年时经济实际上已经起来了，2004年开始出现了所谓投资过热。

　　赢周刊：但普遍认为固定汇率对出口行业有利？

　　周其仁：这种看似保护我国出口行业的汇率政策，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激发了经济过热带来的痛苦。人民币流动过剩使土地、能源、劳动力价格都涨上去了，出口企业照样要承受经济过热带来的代价，而且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不知不觉就毫无反抗之力。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早一点升上去，很多出口产能就不会过热。

　　汇率如果没有弹性会酿成大祸。因为最危险的问题就是政府手里有印钞纸，一旦有财政需要就印钱，这是世界上多少国家经济垮台的原因。金本位时金银等稀有金属的产量、产地、开采技术是有一定限制的，但变成法定纸币以后，对政府造成巨大的诱惑。

　　银行放贷质量堪忧

　　赢周刊：您怎么评价4万亿拉动内需的政策？

　　周其仁：对于这一系列政策，最关键的在于这些投资的流向和使用的监管。我个人的观点是，在经济低谷期，政府要投资，仍然需要保持谨慎的货币政策，货币的口子不能放得太松。实际上，现在的应对政策必须考虑流动货币和市场预期。政府投资，需要考虑到还债能力，同时必须对投资的行业和项目进行科学的筹划，公共财政项目支出中，应当加入包括公众监督、专业机构监督等在内的各项环节。

　　最近银行发放贷款的速度过快，放款质量让人担心。由于农历新年的原因，今年1月份只有17个工作日，但我们已经发了1.6亿的贷款，这样乱发贷款会使将来银行资产的质量会受到威胁。我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调研，有企业说，已经两个月没有接到一张订单，政府现在说，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帮助他们去贷款，但是没有订单，帮助贷款借钱能解决什么问题？

　　虽然从短期看有好处，会把经济的GDP拉上来，但长期看我们定的“又好又快”的方针又要被动摇。在这种保增长和救市的计划中，有短期和长期的考量，也有道德风险。企业做错了事政府去兜着，以后只会做更大的错事。

　　赢周刊：危机中是否也存在机会？

　　周其仁：中国可以利用经济的回落，来审视一些在经济高速增长时被忽视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以此为契机，推动包括行政体制等在内的深层次的改革。而相比较金融海啸的不可幸免，此次金融危机更多的是一种斜坡效应，即企业只要往前跑，根据市场及时调整策略，便会避免危机带来的不利，即使在低迷期，也能保持好的成绩。

　　周其仁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长期从事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经济研究。1990年代后先后到英国和美国多间大学访问、求学，获UCLA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包括产权与合约、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与货币问题。2008年5月起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记者手记

　　关注经济更关注人

　　2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做客广州，发表题为《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的演讲。尽管当日恰逢西方情人节，但丝毫不影响演讲现场的火爆场面。在开讲前四十分钟，一半的座位已经坐满，临近开场时，过道、侧门都被专门早起赶来的热心听众挤得水泄不通。

　　在一阵自发的掌声中，头发半花白的周其仁走上讲台，熟练地操作着精心准备的幻灯片，侃侃而谈。宏观经济这等枯燥的话题，在他数据分析、生动情节的穿插下，仿佛一部有画面感的电影，在现场脉络清晰地播放了一遍。

　　作为一个研究经济理论的学者，周其仁不仅关心数字和宏观面，也关心着微观意义上的个人。在谈到经济过热时，他痛心地说资产价格飙升对中国人力资本造成极大冲击。“赚快钱心理侵蚀的是企业家精神和工作伦理，似乎人好好地工作没有意义了。很多人炒股经历过1000点到6000点的，很难回头好好上班，他不觉得上班有意义了。人最重要的是活着要有意义，钱多钱少不重要，如果没有意义，产品怎么做上去，怎么把中国的企业做上去，这是毁坏最严重的。这就是宏观稳定的重要，特别是货币稳定的重要，不要让人无端地发飘。”

　　谈及股价和房价不正常的疯涨和暴跌，周其仁更心疼中低收入者在其中的窘迫：“每次大起大落，在收入分配上都是反向的，打击的都是中低收入者， 很多农民是在股票5000多点时买进的，等他们醒悟过来时股价就开始往下掉，这也是这两年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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