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和打工者的双重变化给昆山整体就业形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打工妹吴丽虽然有惊无险地在昆山找了份工作，但女保安这个岗位距离她的预期还有不小的差距，从她找工作的经历当中不难发现，现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不像以前，他们对自己的职位有更多的考虑，而企业对打工者学历、素质的要求也在迅速提高，这种双重变化给昆山的整体就业形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记者也采访了当地劳动主管部门。

　　昆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梁海鹰：“冰火两重天。”

　　劳动局副局长梁海鹰这样形容昆山市劳动就业的状况，是因为去年一年成为就业上的一个分水岭。

　　梁海鹰：“上半年这个就业上可能还是求职的人就是少，但是企业需求用工量倒是大，到了下半年，特别是到了10月份以后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

　　梁海鹰告诉记者，虽然短时间内也经历了从民工荒到民工就业困难，但是由于昆山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受到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相对较小，2008年，昆山倒闭企业共有37家，但同时全市仅仅是新批的台资企业就达到了177家，因此目前昆山的就业数字并没有大的滑坡。

　　梁海鹰：“去年最高峰的时候是将近66万人，现在我们库里面将近62万人，和最高峰的时候相比少了将近四万人，而且年底的时候，往年也是离职量是最多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相差这个量，按照道理说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差不了多少。”

　　那为什么很多农民工感觉工作不好找呢？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昆山企业，主要采取了自然减员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辞职就基本不再补招，即使少量的招人，也明显提高了门槛。

　　昆山沪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玉兰：“因为我们有一些机械设备需要英文，需要你简易的英文，那有些初中生真的一点英文都不太了解，那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的，所以我们在一线生产线员绝对是要中专生以上。”

　　牧田（中国）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千叶信也：“对于一般的流水线上的操作员工的话，我们目前没有招聘的计划，但是对一部分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有专业管理经验的职位我们还是有一部分招聘机会的。”

　　针对这样的情况，昆山市劳动部门意识到，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是减少失业率的长效措施，因此他们去年开始就出台了补贴的政策。

　　梁海鹰：“比如说我们对一些困难企业转岗或者是在订单不是很满的情况下进行的培训，我们会进行，适当的进行补贴。”

　　为了让务工人员能够尽快了解企业需求信息，昆山市劳动局还专门创新了流动就业服务的形式，把招聘会直接开到农民工聚居的社区或者乡镇。

　　梁海鹰：“我们主要是采集了一些各方的岗位，今天放到这个点上来，其实是把岗位送到他们家门口。”

　　记者：“有多少岗位？”

　　梁海鹰：“今天这个点上有1522个岗位，那么全市因为我们四个点，有2976个岗位。”

　　吴丽听说有流动招聘会，也决定过来碰碰运气，不过这一次是为了她的弟弟。

　　记者：“你是给自己看还是给？”

　　吴丽：“给我弟弟看。”

　　吴丽告诉记者，弟弟刚刚18岁，也跟着自己来到了昆山打工，虽然有一个中专的学历，但是缺少实际工作的经验，要帮弟弟找个工作成了吴丽更大的难题。

　　在昆山几天的拍摄中，记者看到在找工作的人群里，大多是像吴丽那样的“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面孔，他们与上一代打工者相比，更加适应城市的生活，而他们的想法，也跟人们印象中的农民工大相径庭。

　　记者：“一直都想在外地打工，或者想留在昆山吗？”

　　吴丽：“我在昆山可能，我估计可能最多会待五年这样子。”

　　记者：“然后呢？”

　　吴丽：“然后我还是会回我家乡。”

　　记者：“回家乡做什么呢？会做农活吗？”

　　吴丽：“不会做农活，但是我可以做其他的，然后我觉得。”

　　记者：“这边就会有工作经验了？”

　　吴丽：“反正我们那个城市的话，虽然就是比不上这里，但是他以后还是会发展的，他会发展得很好。”

　　记者：“你不想做操作工，我看普通操作工招得很多？”

　　吴丽：“我不愿意，因为我以前也做过，然后做过我知道的那种，反正就是你做操作工的话，就是不但他比一般的我感觉他好像主要是，你付出的主要是体力而不是其他的。”

　　记者：“所以实际上还不只是钱的问题，还不只是报酬问题？”

　　吴丽：“对，然后辛苦，其实辛苦一点也无所谓，我觉得就是你出来打工，有时候肯定，不管到哪里都会辛苦的，但是主要是，我觉得主要就是能学到东西，这个很重要了，可以提升自己。”

　　记者：“你希望你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吴丽：“我希望我未来生活？其实我说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打工，打工很不是很那个的，我的理想就是我好希望好希望能去丽江的。”

　　半小时观察：解决新一代农民工就业需要新思路

　　农民工现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随着时间推移，像节目中吴丽这样的第二代八零后和第三代九零后农民工将逐渐成为打工者的主体。和他们的父母相比，他们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梦想。正因为这样，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再把土地当作自己的退路，也不再把打工看作种地之外贴补家用的一项额外收入，他们开始规划自己的打工生涯，并希望能融入城市，走出农民工这个身份模糊的地带。

　　这些年轻人的期望，并不是非分之想，应该说，这正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中国社会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也符合中国经济调整、转型、提高的目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农民工的内在需求和中国经济的外在要求结合起来，顺利完成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劳动者的转变？显然，这场变局不仅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跟上经济转型的脚步，更需要政府用真正严肃的目光来考量这些农民工的未来，在农村教育、城市发展、户籍管理、医疗养老以及各种公共服务等方面，通盘考虑，采取主动应变的措施。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确实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加高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相反，无论是农民工输出省份还是输入省份，都应该建立更高层次的沟通和协作，建立统筹规划的制度框架，逐步解决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未来中国经济想要跃上更高的台阶，就必须要把农民工从各种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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