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储蓄率需要从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实施一揽子综合性调整与改革

　　◆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监管，提高国际资本流动透明度。发展中国家要建立严密的预警体系，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

　　◆可以考虑把储蓄盈余更多地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因为这些经济体是未来全球经济中的高成长点，但缺乏发展必需资金

　　◆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监督，同时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 本报记者 闫立良

　　央行行长周小川2月10日在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中国需要采取一整套的办法来降低储蓄率、拉动内需，办法应当全面，包括汇率、利率、发展资本市场、发展服务行业特别是农村地区服务业等多种手段。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但采取怎样的措施仍需深入研究。

　　周小川表示，央行将继续允许市场力量在人民币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但央行将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周小川说，从统计上看，汇率与储蓄率存在一定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且统计检验也不够显著，似乎不能仅靠调整汇率来调整储蓄率。2005年7月以来，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此同时，我们也特别提出了需要改变增长方式，逐步扩大内需比例，并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措施，强调通过扩大农村消费、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文化服务业、调整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等一揽子措施进行结构调整。

　　他强调，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但采取怎样的措施仍需深入研究。2005年以来，中国已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的国家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结果也必然要降低储蓄率。但对于哪些因素影响着储蓄率、这些因素的弹性如何、须采取哪些措施进行调整等问题，仍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

　　资料显示，2002年以后，中国储蓄快速增长的主要特点是，居民储蓄平稳增长，企业储蓄上升明显。1998年前后，中国的储蓄率大约37.5%左右，到2007年，上升为49.9%。1997年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13%，到200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2.5%。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

　　周小川指出，全球储蓄率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导致这种高低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样的，似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是不切实际的，这需要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各方面因素，统筹考虑。

　　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就美国而言，当下可能也并非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需要在增加储蓄与刺激消费、恢复经济增长政策间进行恰当平衡。对于东亚国家而言，降低储蓄率也需要从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实施一揽子综合性调整与改革，努力争取在中期见效。当然，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是这个药方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此次危机应对和经济调整中，特别注重扩大内需，通过扩大消费内需来丰富和强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出台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纯支出型政策为主，同时注重加强民生项目，努力促进城乡就业，注重增加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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