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金融危机已经冲破国界，全球饱受危机之苦。人们有理由担心危机席卷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吞噬近年来的发展成果。但是，我们还是在新兴经济体中看到了亮色。

　　在这场危机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于他们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危机中汲取了经验。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的加强减少了他们的脆弱性；主权债务比过去得到了更好的管理；大多数国家趋向采用灵活的汇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汇率调整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发生削弱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极大地改变了预期，对净进口国来说降低了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减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此外，协调的政策干预，兼之金融部门的有效运作以及比较低的商品价格，会有助于抵消危机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投资热带来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过去10年全球经济的快速扩张，一些工业化国家能否避免通缩和萧条，将取决于能否保持这个增长势头。尽管迅速采取行动应对危机，但仍面临的一个巨大风险是，如果信贷危机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全球经济就有可能进入类似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经历的通货紧缩。在这样的背景下，标准的货币政策对于发达国家很可能不会产生效果。各国采取的各种财政刺激计划，原则上都是摆脱衰退的必要措施，但一些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有限。因此可以说，发达国家要走出衰退必须依赖新兴经济体，它们可以通过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拉动需求来间接地走出萧条。

　　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领导人对于重振布雷顿森林精神抱有很大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丛生的时代，该体系在采取多边行动将危机化解为机遇时，强调智慧、政策和政治意愿的重要性。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多边架构已不能适应21世纪的国际现实，正如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所主张的，我们需要一种包容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是一种固定或单一的，而是灵活、高效的“新多边主义”，与这个时代的需要相适应。当前存在的许多问题像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并不囿于国界的限制，需要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等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合作才能得以解决。新的国际多边框架应该是一个针对问题特性，尊重国家主权，有利各利益攸关方化解分歧促进合作的灵活有效组织。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来的杰出表现不仅大幅削减了贫困，也体现了务实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效率，即基于比较优势和结合市场经济与目标明确的政府干预的战略运用。对于摆脱当前全球的危机，世界对中国寄予极高期盼。前行的路不太好走，即便是在全球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也有不断增多的迹象表明经济趋缓。不过，全球银行业危机并没有对中国产生太多的直接影响，强大的外汇储备，占GDP1%的财政盈余，超过GDP10%的经常账户出超，使中国有能力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环境、社保、教育、医疗等建设，启动内需，提升出口档次。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动荡之中，中国维持高速增长，就是对全球经济做出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