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中国少部分人纳税而言，美国是大部分人纳税，这让我们相信美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与全民参与纳税是密不可分的。

　　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作为调节个人收入的唯一手段，结果就是纳税人口越来越少，如果按某些学者的建议，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8000元，估计全国将不到100万纳税人，所谓的“公民社会”将离我们渐行渐远。

　　另一种思路：降税率

　　我们非常认同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有很多种，以牺牲公民责任为代价的做法，最不可取。

　　纳税是人们对国家尽公民义务的主要手段，公民通过纳税为政府运营提供资金，同时也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也起到了调节贫富差距和财富分配的作用，以“富裕人群多纳税，普通人群少纳税，贫困人群不纳税”的原则，缩小贫富差距，把基尼系数调节到一个安全合理的范围。

　　对于个人所得税调整的其他路径，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假设。

　　首先，可以考虑对不同收入人群进行所得税税率的调节，如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可以不纳税，月收入2000元以下人口，按收入的千分之一纳税，月收入2000元~6000元的纳税税率可在现有比例上大幅下调，6000元以上收入人群，纳税比率不变。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起到大幅度减少个人所得税目的的同时，保障了公民的纳税权利。

　　另外，可考虑按家庭人均收入进行纳税调节，比如一家好几口人只有一人工作的，与家庭成员均有工作的情况，就可以考虑用不同的纳税比率来征税。虽然这会增加税务核查和征管方面的成本，但可以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开展，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出成熟的税收征收体系。

　　再次，由于中国不同地区收入和物价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可考虑差异征收，在北京、上海这种住房、物价成本都较高的地区，月收入2000元仅够维持基本生活。而在中西部地区和小城镇，月收入2000元却可以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两类地区使用同样的征税标准显然有失公平。根据这种情况，可考虑个人所得税由中央税率和地方税率两部分组成，各地政府可在中央税率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生活水平的实际情况制定当地的个人调节税率。

　　同时，还可以通过加大“可抵税额度”来达到减免税收的目的。如针对高收入人群可将部分接受高等再教育、购买房屋和车辆等费用，用于税收抵扣；针对低收入人群可将供暖费、水电费等基本生活开支作为税收抵扣项目。这样一方面可以鼓励高收入人群进行消费，另一方面可更多地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真正实现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效果。

　　在减少中低收入人群税率的同时，还应该通过扩大税基和加强征管来提高税收。我们相信中国40%的基尼系数，并非月收入高于3000元的纳税人群与2000元以下人群差异造成的，中国存在一大批在统计局数据中隐身的富裕人群，加大对这些人群的税收监管，将给财政带来巨大的税务收入。如果有可能，税务和统计部门应该公开究竟有多少人纳税、不同收入群体的纳税人数和纳税金额等具体数据，让人们在阳光下纳税。

　　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即使只纳一块钱的税，也是公民责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