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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体经济面临30年来最大外部冲击(2)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8日 08:30  东方早报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7月,中国持有5187亿美元国债。中金公司估计,中国持有“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相关债券3000亿至4000亿美元,占官方外汇储备的近20%;中国商业银行持有“两房”相关债券头寸253亿美元;中国商业银行持有雷曼兄弟公司相关债券约6.7亿美元;中国投资公司持有摩根士丹利9.9%的股份。

  董先安认为,尽管从数据上来看,购买次级债券损失金额在金融机构的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不会危及其生存,但是它所传导出的恐慌却不能忽视,尤其是单个企业给国人带来的冲击,比如中国平安购买富通银行股权,中投的多项投资,都导致了巨额亏损。

  在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看来,金融危机对金融业的影响更为直接的是银行业以此为鉴,在风险控制上更加谨慎,甚至出现惜贷。这不利于房地产和中小企业这些对资本依赖度较高的行业。

  今年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让房地产行业吃尽苦头。数据显示,从今年开始,房地产行业的国房景气指数始终处于负增长。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预计,未来两年全国平均房价下跌15%~20%,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将大幅下滑,可能由今年的20%降至明年的5%,并直接拉低GDP增速1.3个百分点;而考虑建材投资和相关消费,总体影响更大。

  不仅房地产面临需求减弱、价格下跌的窘境,汽车、钢铁、有色金属行业亦显疲弱。作为中国经济风向标的上海,副市长杜雄表示,上海9月份工业企业增加值降至6%,但是他指出,得益于为筹备2010年世博会所做的投资,目前上海情况良好。

  “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最直接的冲击无疑是出口加工企业。尤其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陆红军告诉记者。这次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美、欧、日恰恰都是中国出口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据统计,美国和欧洲市场占中国总出口的40%。美国、欧洲进入经济衰退期已是事实,这将极大影响中国的出口。

  海关数据表明,今年来中国对美、欧和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欧洲市场。从今年4月以来,中国对欧洲的出口累计同比增长已连续5个月下滑,目前降至25.6%,而今年初该数据为33.4%。

  董先安认为,年初政府调整出口退税,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都挤压了出口企业利润。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外需下降,企业利润被进一步压缩,从而导致长三角和珠三角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倒闭。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在出口大户纺织业中,倒闭的中小企业更是超过1万家,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聘。

  “这是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外部冲击最严重的一次。”陆红军表示,与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相比,这一次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加强了,受到的冲击更大了。

  多管齐下阻止经济下滑

  10月7日,在全球降息潮下,央行同日发出通知,宣布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

  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已进入降息通道,而陆红军认为,这次的双降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不遭致大幅度的经济下滑。

  去年我国GDP增长率创下2000年来的新高,达11.9%,但事实上,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的第三季度,GDP增速已开始出现下滑。今年来,美国的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升级为金融危机,而在其冲击下,各大投行和机构都纷纷降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高盛将中国2008年GDP增速由原来的10.1%调低至9.8%,2009年由9.5%下调至8.7%;瑞银证券将中国明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来的8.8%下调至8%;德意志银行中国经济学家马骏同样悲观,预期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8.4%,2010年更是只有7%。

  董先安认为,单次下调双率从短期来看,对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变并不会起到根本性的扭转,他指出,最理想的调整是短期内猛调利率。从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去年全年名义利润增速为34%,今年1-8月份已降至19%。事实上,在货币政策出现松动的兆头下,多数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加大推行积极财政政策。

  目前已在人大通过的增值税转型在逐步扩大试点后,有望明年在全国铺开,而个人所得税的上调或许也将成为明年两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中金公司预计,这两项将分别减少财政收入1500亿至2000亿元和500亿至800亿元。假设明年GDP增长8.8%,财政收入仅增长12%,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由今年的0.6%扩大至明年的2.3%。

  董先安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还包括企业营业税的减免,这样才能加大企业的盈利空间,弥补企业因成本上涨带来的利润流失。

  从目前来看,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的衰退已成定局,依赖国外经济的出口和投资则会出现滑落,那么扩大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选。

  陆红军提议,首先国家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网络,让城乡居民拥有同等的养老保障,这样可以将城乡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消费;其次,开拓农村市场,十七届三中全会已发出明确的信号,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实现多种形式的流转后将能有效盘活农地,进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长期收效的过程;最后,加大开发西部的力度,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平衡中国地域的经济发展。

  金融危机是双刃剑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10月16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可以安然度过这次的金融风暴,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陆红军认为,机遇对于中国而言,一是借此机会调整产业结构,二是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应该主动出击,等待可能意味着死亡。”

  自2000年以来,中国保持了8%以上的高增长率,尤其是近3年,GDP增长率都在10%以上,然而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却是忽视环境、资源等宏观成本,扭曲生产要素价格。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告诉记者,生产要素的长期扭曲,导致很多企业产能过剩,而这些产能得到释放的办法之一就是借着这轮金融危机淘汰部分劣质企业。中小企业集中度较高的浙江企业在这轮金融危机受到的创伤颇大,但是浙江省副省长陈敏尔却认为,要利用当前这样一个有利时机,淘汰那些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低水平的产品产业。

  陆红军也指出,劳动密集型低端出口企业,应该适时进行技术创新,而对于那些由于原材料上涨导致成本上升的制造业则应该改进技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由于高耗能的产业多集中于第二产业,因此在这轮金融危机中,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从过度的工业化向服务业转换,单一的增长引擎向双引擎过渡,带动内需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能够摆脱依赖外部资源和贸易环境的局面。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金融危机留给中国最大的启示。这一轮经济周期中,中国的高增长多依赖于出口和投资,而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却始终没为中国经济做出明显贡献。数据显示,自2002年来,最终消费支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逐年下滑,2007年该数据已由5年前的43.6%下降到39.4%。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对国外经济的依赖程度越高,经济的稳定性则越差,因此将经济增长点由投资和出口转向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面对来势更加凶猛的美国金融海啸,项怀诚,这个经历过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前财政部部长这么说道:“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对于这次金融风暴,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不落井下石,不幸灾乐祸,不会置之度外。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在上一次亚洲金融风暴时,就已经具体地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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