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0月9日上午在北京开始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研究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发展问题。(10月9日新华社)

　　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时代之需。我国的农村工作不单是农村领域的工作。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三农”已经分化：传统的农村已经分化成农村和城镇，传统的农业已经分化成传统农业和各种非农产业，传统的农民更是分化成传统的农民和产业工人等。

　　推进农村工作，须充分考虑“三农”的分化；解决“三农”问题，也必须放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反过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绕不开解决“三农”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才能提高；只有农村现代化了，中国才能真正现代化；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工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人具有自利性。农村改革，不论是1978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还是农民工的出现，都是自利驱使的结果。正因为承包制之前，体制约束了农民的积极性，穷困的小岗村民才偷偷地“包产到户”；也正是因为外出务工比在家种田赚钱，大量农民宁肯无偿把地外包，甚至抛荒，也要进城打工。这些改革和现象，都是农民自利驱动的结果。同样，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做好农村工作，也应考虑自利动力。换句话讲，改革就是要增加农民收入。

　　保障农民权益，是推进农村工作的前提。农民权益缺失的主要表现是，务工农民权益受损现象普遍，农村居民权益保障不足。显然，进城务工农民和传统农村居民权益保障不足，需要及时解决。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阶段性现象，他们最终要变成市民或回归农村，他们和其他产业工人一样，在权益保护上应得到同等待遇；而保障农村居民各项权益，缩小农民与市民的差距，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最关键的就是加大农民权益保障。

　　还应该看到，无论是增加农民收入，还是保障农民权益，都应以法制化落实。比如，政府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补贴，可以像以往的农业税那样，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再比如，农民权益不仅要在立法中明确，更需要在权益受损时，为农民提供适用的法律保护和救济。此外，扩大农村民主，对增加农民收入和保障农民权益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