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艳

　　“双率”下调是否标志着中国的从紧货币政策已经转向？未来，货币政策是否该转向宽松？

　　9月17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出席新浪论坛时，给出了自己的认识。

　　她认为，央行这次的“双率”下调，体现的是货币政策的微调，但是结构性的调整不代表货币政策根本转向。

　　货币政策应适度从紧

　　她指出：“在中国仍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情况下，如果放松银根，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是不利的。”

　　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尽管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减缓了通胀的压力，但是国内的PPI依然在上升，对CPI构成潜在上行压力。而且我国大宗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并没有市场化，在改革价格形成机制的过程中，还会有通货膨胀的压力。

　　她建议应该对通胀保持足够的警惕。

　　但另一方面，她指出，中国不应该因为担心通胀而中断理顺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应该继续改革资源配置方式、改变当前以资源浪费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如何处理价格形成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迫切问题。

　　她提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灵活的金融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的配合。

　　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原因在于，通货膨胀无论其成因如何，最终都要体现为一种货币现象。

　　吴晓灵通过对货币和通胀的分析发现，对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是广义货币供应M2。在M2增长一个季度之后，它和物价的相关系数达到80%。M1的增长也和物价是有关系的，在滞后半年后相关性也能达到80%。

　　唯一的区别在于，如果是需求过度而拉动物价上升，采取的政策可以侧重于抑制需求，特别是抑制有支付能力的货币需求；如果是输入型通货膨胀或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则应侧重于结构的调整、辅之以货币需求的控制。但无论如何控制货币需求是必需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要控制货币需求的增长。

　　而能创造广义货币M2的只有集存款、贷款、结算为一体的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只会转移货币形态和货币结构而不会增加货币供应总量。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的方式是通过调控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影响全社会的金融活动的成本，从而影响社会融资需求。

　　要有宽松的财政政策

　　吴晓灵提出，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及灵活的金融监管之下，必须配合宽松的财政政策，才能完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型。

　　她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会有一部分企业难以生存，为了减少这个过程中的社会振荡，必须有一个宽财政。宽财政的政策就意味着要通过财政的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还有通过财政一定的支出，比如要成立一些中小企业担保基金等，来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改善金融环境。

　　她认为，如果财政能够给中小企业分担一定的风险，信贷资金就会注入到中小企业当中去。

　　“否则，即使银行增加了中小企业贷款的指标，但由于中小企业的风险比较高，贷款实际上落不到中小企业身上。”吴晓灵说。

　　但即使如此，还是会有一些企业会因管理不太好、不符合产业的方向而倒闭，这时宽松的财政政策就应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来解决失业人群的生活问题。

　　另外，在理顺价格的过程当中，通货膨胀会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需要加大财政的投入来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活。

　　概括而言，吴晓灵认为，没有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不能够保障稳定的货币环境，没有一个灵活的金融政策就无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难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此外，吴晓灵指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必须配合灵活的金融监管来执行，即要鼓励各类非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

　　比如，各类社会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保单抵押贷款、代客资产管理，股票、债券的发行等。让市场利率调节社会的融资需求，让融资成本的承受力淘汰效益低下的企业，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

　　她指出：“限制金融活动会使经济僵化，管制金融而放开货币更是经济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