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记者,固定汇率在很多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建立必要宏观纪律约束不失为一种上选之策,但是2003年以来中国遇到的新情况是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率显著提升、美国经济与美元走软。固定汇率机制迫使央行被动增发了大量基础货币。

　　“当过多的货币未被对冲干净、并得不到利率政策遏制时,在中国经济体内就累积起资产价格飙升与通胀抬头的压力。”周其仁的观点是,真正“过热”的不是经济增长,不是投资,也不是个别产业部门,而是货币,即货币总量过多。过多的货币在经济体内“漫游”,冲到哪里,哪里就“热”。从去年开始就冲进了CPI。

　　“央行总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信贷来控制货币总量。他们总是认为,由于贷款增速和广义货币(M2)增长实在太快,只要管住信贷,就能管住M2。”在周六的会议上,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让改革的压力全部集中在了央行身上。”对此,周其仁表示,其他部门在这轮经济调整中的作用却被弱化,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

　　财政政策可适当放松

　　“目前情况下,财政政策可以适当放松。”龚方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财政政策可能会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上半年的情况看,CPI已经出现走稳趋势,而生产资料价格仍居高位,这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居民生活,但是,如果企业难以承受的话,压力将进一步向消费者传导。

　　全国人大财经委建议,为防止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可以发挥财政政策稳定消费需求的作用,建议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储蓄存款利息税税率,增加居民实际收入。

　　张立群也建议,应通过减税增支措施,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有针对性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局面下,放宽宏观调控的可能性较小,对某些产业进行局部改动,或者就某些方面进行改革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龚方雄建议,政府可以从基础建设投资入手。“前几年私人投资旺盛的情况下,政府投资份额下降属于合理状况。但是,现在由于私人投资开始下降,因此是增加基础建设的黄金时期。”

　　他表示,政府在私人投资放缓时可以大力发展地铁公共交通建设。等到下半年出口下降私人企业投资放缓以后再增加基础建设投资,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震动。

　　专家们认为,可以实施的政策空间仍然很大。例如主动降低进口税收、降低房地产税收,改革供地机制、发展民间金融、适度开放粮食合法出口等等,都可能快收促进增长成效。

　　“但是,只要在短期压力面前松一松货币,什么结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都难以推进。”对于货币政策,周其仁不断强调,不能松动。“再坚持一下,同时用更灵活的结构政策和改革政策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本报驻京记者吕天玲胡剑龙

　　实习生毕子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