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栋琳

　　今年上半年，经济整体好于预期，但仍存在诸多矛盾与不平衡，这些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在原有经济结构上“缝缝补补”，是不能彻底解决的。未来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不仅取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能否顺利推进。要让宏观调控“有的放矢”，需要下力气从体制和结构上“动刀”。

　　首先，是要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建立可持续的、以内部需求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上半年实行的从紧货币政策，是为了防范通胀过高、投资过快、经济过热等问题，然而这些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只是表象，追根究底，“病根”在于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内外需不平衡导致国际收支失衡，过多外汇资金流入，从而形成过剩流动性。

　　上半年，国际经济形势动荡，美元贬值、油价飙升、粮价高涨、次贷危机等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需求增长，我国外贸增长明显放缓，并拉低了上半年的经济增速。目前，我国还未摆脱高贸易依存度、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内需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因而面对全球内需萎缩，国内经济极易受到冲击。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内需、外贸不平衡的发展状态。

　　而实现这样的转变，不能简单地依靠加快升值的汇率手段，也不能仅靠下调出口退税等手段抑制出口，而是需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体系，从深层次解决体制问题。例如，加快产业升级和科技发展，真正提高出口企业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金融、财税体制改革，改善企业微观生存环境；促进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就业，从根本上刺激内需。

　　其次，是要继续推进要素价格机制改革，不失时机地推进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品价格的市场化。

　　上半年，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例如，部分地区煤电油运紧张，中小企业和部分行业融资出现困难，出口企业劳动力和环保成本上升等等。表面看来，有的情况是受到了从紧货币政策的影响，这样，宏观调控似乎就陷入两难境地：放松，则通胀和过热抬头；收紧，则企业和增长受制。

　　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些矛盾并不是宏观调控造成的，而是要素价格机制没有理顺的结果。在我国人均GDP跨越2000美元以后，原有的粗放的、非市场化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基础，要素价格改革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具体说，要择机继续推进油、电等资源品价格改革，让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使得生产和消费均在市场化基础上进行，彻底堵住高耗能、高污染、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同时，加快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以市场化的合理的资金成本配置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以取代单纯的信贷紧缩。在国内，减少投融资渠道中的障碍；在国际，以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反映国内真实购买力。

　　此外，要把推动土地和劳动力价格市场化与保证农业用地、促进粮食生产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加速农业现代化。

　　必须认识到的是，尽管要素价格机制改革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可能对通胀带来影响，但不应“因噎废食”。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存在时机的问题，要敢于对结构“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