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增长与通胀之间艰难抉择(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认为，一定要看到通胀形成因素的复杂性，不能把板子打到农产品价格上涨上。这个板子打了以后，政府就会采取一些控制措施，其后果是非常危险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因素，农产品价格上涨处于合理范围，还有上涨空间。比如，水稻价格再提高15%到20%，还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能抑制粮价上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乃武认为，2007年以来，中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有，农业生产周期的波动、国际粮食需求的增加等。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粮食生产无法继续维系在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上，国家面临粮食价格上涨的长期压力和相应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威胁。今后中国宏观经济要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就应当使农业生产有较高的比较收入，要保证粮食价格的合理上涨，要保证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相应提高居民的工资收入。这样，就会使结构性通货膨胀为广大中低收入居民所承受。

　　张曙光、林兆木、杨圣明等多数专家在粮价与油价问题上也持与上述观点大体相近的立场。

　　2008是否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城判断，2007年，中国经济达到一轮增长的波峰，2008年可能要进入向下的拐点。原因在于：第一，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受到了资源有效的约束，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已经短缺，不可能再支持中国经济以高于11.9%以上的速度来增长了，所以今年经济必定要掉头向下。第二，过高的通货膨胀会相对缩小人们的需求能力，这样就一定会在消费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有效约束。第三，投资环境的恶化和投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投资者信心指数，投资增速必然会下降。第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衰退必然对中国的出口形成负面影响。第五，从紧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在2008年会更加显现。第六，从中国经济周期的波长规律来看，按波峰年来计算，再看一下中国的经济形势，2008年必然要走向拐点。

　　张连城认为，去年GDP增速是11.9%，今年估计在10.5%左右，明年到谷底。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则并不认同张连城的这个“拐点说”。 他认为，究竟怎样看“拐点”问题，这涉及到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问题。在一个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波形比较简单，即一起一落，其中只有一个高峰，可称为“单峰型”波动。我国经济过去多是“单峰型”波动。而在现实的经济波动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波形，如在一个周期中可能出现两个高峰，可称为“双峰型”波动；也可能出现三四个高峰，可称为“多峰型”波动。中国在2008年GDP增长率若放缓，不能断定就是“拐点”，也可能属于“高位调整”，现在尚不宜下结论。

　　今明两年中国经济的可能走势

　　林兆木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处在一个新的关口，面临国内通货膨胀升温和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宏观调控既要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当然还要防止经济增长回落。

　　林兆木认为，今年和明年经济增长会否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一方面取决于外部环境是不是能进一步优化，出口增速会不会下降到10%以下，另一方面，取决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今年促进投资增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南方雨雪冰冻灾害还有大地震，将大大加大对交通、电力基础设施和市政公共设施、住宅的建设，相应会带动投资需求，因此比去年回落的可能性不大。预计，全年消费需求都可以保持前5个月的态势，和去年差不多。“5·１2”大地震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直接损失大概在5千亿到7千亿元人民币，影响四川GDP增长下降5个百分点，影响全国GDP增长下降1个百分点，由于灾后重建可能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抵消以后，会影响GDP回落0.5个百分点。综合上述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需求的增长，预计今年GDP增长可能会比去年回落一点几个百分点，估计会在10%左右，这属于宏观调控预期目标的正常调整，仍然在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期间。世界银行正在调高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原来预计9.4%，最近调到9.8%。明年如果不计外部环境需求的话，国内投资增长向下浮动，可能GDP增长率会回落到8%至9%，但是再往下走的可能性不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李建伟认为，2008年GDP增幅将会呈现小幅下降的趋势。理由在于：从经济运行的周期来看，GDP本身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高峰，从2008年开始慢慢回落，但幅度不会太大。从三大需求来说，投资向下走，出口向下走，惟一能够支撑的就是消费需求，但是消费需求能持续多长时间？随着收入水平的下降特别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消费需求下一步不会有很大的增长。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司长万东华认为，目前的增长速度基本适度，总体上还是处于适度较快的增长空间。

　　如何寻求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平衡？

　　李建伟说，原来有“两防”，现在加了“一防”，成“三防”了，既要防经济过热，防通胀，又要防经济增速快速下滑。

　　那么，如何兼顾“三防”，即如何寻求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呢？张晓晶认为，第一，抑制通胀还是要控制总需求。第二，要容忍较高的通胀率、牺牲率，以1%的通胀换取0.4%的经济增长。第三，需要协调国际政策。第四，经济基本面问题不大，但要特别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张卓元认为，当前，既要保增长也要保稳定，但是保增长不是要求保两位数的增长，要保9%的增长，这是很好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速适当放缓有利于保增长也有利于保稳定。这个稳定也不可能像过去几年4%以下。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恐怕今年CPI控制在6%到7%之间，甚至7%左右，或者连续两三年控制在6%到7%之间，我觉得这就基本上可以说也是保稳定了。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CPI的平均值是5.7%，所以，今后两年能够控制在6%到7%就不简单了。特别是过去5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速需要一段时间消化，没有这样一定增速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很难使得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基本矛盾逐步缓解。

　　杨圣明提出三项建议：第一，密切关注通胀效应在国际间的传递。通货膨胀有极大的财富转移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要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高汇率机制的弹性，以防外部冲击，以防将中国的财富大量转移他人，以防将中国经济发展引入慢轨道。第二，控制国内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仍然是抑制国内通胀的主要途径。第三，人民币升值要适度。

　　张曙光认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仅使用数量型工具，也应运用价格工具，提高存款利率。

　　面对“三防”中的两难选择，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则给出了他的18字“药方”：慎紧缩(即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股市、拉两头(农业和服务业)、控中间(第二产业)、停升值(指人民币升值)、缓提价(油价等能源原材料价格)。

　　他特别指出，这六大综合治理措施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两难困境而提出的过渡性政策建议。就长期而言，一旦经济的两难问题得到解决，经济发展恢复正常后，我们一定要加速深层次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并允许国内原材料、能源、粮食价格和国际水平逐渐接轨，以真正增强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生存和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