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民 穷到连通胀都不怕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发自湖北襄樊　

　　与中产阶层、农民相比，受通胀影响最大的是城市贫民，他们被通胀牢牢地固定在社会的最底层

　　除夕之前，湖北襄樊下岗女工李冬梅一直没有察觉到物价在一路狂飙。

　　除夕下午，这名身体有些虚胖的52岁老人在肉摊前徘徊了半小时，手往裤袋里伸了又缩，最终摸出3张10元钱，买下两斤猪肉。她已记不起上一次买肉的时间，只记得那时才6块钱一斤。

　　为了买肉，李冬梅放弃了囤十包盐的念头，这是1994年物价飞涨的遗留经验。盐可以不囤，但肉不可以不买，年不可以不过，尤其是两个上大学的孩子只有过年才回一趟家。

　　这个贫困的城市家庭，曾经撑过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中的两场恶性通胀，在2007年“结构性通胀”面前，所受冲击已然减弱。不是因为生活有所提高，而是生活几乎与外部消费社会脱了节。

　　李冬梅家的客厅放着两个黑色瓦缸，腌着两缸酸菜和蒜头，每到吃饭时间，李就从缸里夹几筷子，老两口就着稀饭或面条，一吃吃到年底；还有两个水缸，每到周末，她便去对面的一户好心人家打水，储在缸里，能用上一个星期；全家的衣服、裤子和鞋子，都出自李的双手。

　　每天清晨6点，李冬梅准时给菩萨上香、摆贡品，深深地弓下背，一拜，再拜，三拜，以此获得生活下去的信念。2000年，她大儿子考上大学，无钱读书自杀，丈夫为此精神错乱，本已不堪一击的家庭因此背上了巨额医药费。2004与2006年，二女儿和小儿子分别考入大学，李冬梅朝不想去念书的孩子扇了一耳光。

　　1997年下岗后，李冬梅获得了低保救济，救济款从每月300元到480元再到525元，相比两个孩子的学费与生活费，丈夫每月120元左右的医药费，实在是杯水车薪。

　　她在自家阳台开了一间小卖部，只卖两块和五块钱的东西，这是丈夫认识的仅有的两个数字。2007年小商品批发价陆续上涨，康师傅方便面更是从原来每箱29.5元涨到36元，她不得不把零售价从原来的两元涨到两块五，每包多赚了两毛，但买的人也少了，每月收入持平甚至略有降低。

　　她卖过血，送过报纸，如今帮人拆洗衣裳、清洗抽油烟机，洗一条裤子一块五，一床被单三块五，一个油烟机十二块。去年，洗衣粉、洗洁精涨了好几毛钱，可她没敢加价，“我不做，还有很多人等着做”。李冬梅说，到河边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也是帮人洗，有的则是想省自家水。

　　全线上涨的生活开销，让李冬梅与许多城市低收入家庭像挤海绵一样经营着生活，恨不得把任何一滴多余的水都挤掉；拮据甚或赤贫的他们，像被涂上了凝固剂，牢牢粘在了城市最底层。

　　所幸，李的两个孩子都申请到银行贷款，小儿子汪志鹏还得到了襄樊一位女企业家的爱心资助。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7年，学校食堂全线调价，八毛的素菜涨到一块至一块二，荤菜涨到了三块到三块五，每月伙食支出起码多出30元。他和姐姐都没告诉母亲，而是分别找了家教和超市服务员做兼职。

　　春节期间，李冬梅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张罗吃的，包芹菜猪肉饺子，做西红柿炒鸡蛋，蒸馍馍。细心的儿子发现，母亲那几天用的油，放在平时能用两个月。还没到吃饭时间，李就早早端上饭菜，不断给两个孩子夹菜，不断催促，多吃点，再多吃点。“吃”，是李冬梅过春节时提到的最多的词。

　　大年初一，汪志鹏让母亲在墙上划下自己的身高。“妈，你看，我在学校吃饱了，长高了。”他又在1.75米处划了一道，“以后，我还要长到这么高。”

　　去年南方周末记者在李冬梅家采访时，家里惟一的电器电视机，只能当作收音机用。今年春节，汪志鹏花了35块钱“修理起步价”，让巨型“收音机”重新出现了襄樊电视台的影像。

　　春节一期节目中谈到了通货膨胀，以及对社会“金字塔结构”转向“橄榄球结构”的影响。其时，汪志鹏对坐在旁边的母亲和姐姐说，“无论是金字塔的底座还是橄榄球的底尖，好歹是金字塔和橄榄球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家自从掉了队，越来越远地落在后面，连金字塔的底座都做不了。”

　　(文中李冬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