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的就是先行先试政策

　　本报记者 陈欢

　　武汉，这个位于江汉平原上的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在2008年初正酝酿再出发。

　　2007年底，武汉获得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强心针——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那么，综改区能为武汉带来什么？武汉建设“两型社会”的战略步骤是什么？3月7日，武汉市委书记苗圩、市长阮成发接受了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联合采访，一一作出回答。

　　“先行先试”特权力促“凤凰涅槃”

　　问：在改革开放前十年，武汉曾经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可谓一只凤凰。但后来武汉经济出现衰落。原因是什么？

　　苗圩答：武汉后来落后，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中央推出发展战略、开放战略，沿海是最大的受益点，这是国家战略，我们没有办法；内部方面，武汉国有企业的比重太大，昨天是我们的优势，今天就是我们的负担。

　　1992年后，全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武汉最多的时候70多万下岗职工，为转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市委、市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很多代价，到本世纪初，有2000多家企业转制。当历史包袱解决后，现在，再转入发展的快车道，这是历史的必然。

　　问：现在综合配套改革是只给帽子，不给政策，请问武汉如何“先行先试”？

　　苗圩答：再过20年看，武汉和其他获批的中部试验区一起，会大力促进中西部的发展，这样，才能达到区域协调发展。

　　综合试验区改革，中央已经明确，不会给特殊的优惠政策，我们理解，综合试验的目的是通过改革来转变限制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没有政策，去申请，图的是什么？现在减税让利的政策是不会再推出了，但是可以得到一个先行先试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看重的。

　　没有政策就是最大的政策，我们要对未来的反展，按照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变现有的制度和管理模式，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至于如何先行先试，我们向中央提了四点建议：第一，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更多的下放权利给地方政府。现在权责严重不对等，表现在中央权利大，责任小，地方政府权利小，责任大；地方上也是如此，市政府权利大，责任小，区政府权利小，责任大。所以去年武汉搞了行政审批改革，一半的行政审批权下放到区。

　　第二是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是“打油的钱不能买醋”，宝贵的资金并不能用在刀刃上，而且往往要求地方又配套资金。新农村建设，我去调查，搞了无数“村村通”，但实际上这未必是当地最关心的问题，只是因为不想放弃中央的“一块钱”，为此地方上还得配一块钱。而且，减少专项转移支付，中央部委可以腾出精力不再审批项目，而是着重宏观规划。

　　第三是加大中央部委协调力度。现在审批是串联式的。一件事很复杂，四个部门都同意了，只要一个部门有不同意见，这事就无限期搁置，下级就要反复汇报，大大降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