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之年 其命维新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新生的英国面临着如何创设新政府的问题，远在鹿特丹的洛克受此感召，写出了一本伟大的政治学著作《政府论》，它以“有限政府”理论奠定了现代性政府的根基。

　　300年后的今天，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中国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刚刚通过了一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计划花12年时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所谓“而立之年”。中国的行政学专家几乎都活跃了起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也不论是海外还是国内，争相写出一本中国当代版的《政府论》。

　　执政党对此已经有了清晰的部署，国家现代化建设已经发生了“进位式”的演变——如果说前30年致力于经济建设，对应的是发展型政府；那么，从现在开始的社会建设则需要服务型政府。怎样改造我们的政府，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今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不同于前几次，不是为改革而改革，用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的话来说，“改革目标格外明确”。

　　如何改造我们的政府？行政学者不断扩大的共识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此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权制衡格局，可以将眼光投向行政系统之外，拓展到全国人大、社会中介组织寻找智慧。

　　远在英伦的中国学者郑永年的建议是，“大部门制”为核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借鉴的是西方经验，作为后发国家，普世价值固然重要，但也无需重蹈西方之路。

　　这本中国版的《政府论》最终如何撰写或许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断雄浑的变革力量的集聚，改革总是有一条“暗线”，时隐时现，其背后由历史法则这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动着，推动了30年。并将推向另一个30年。

　　而立之年，其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