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成本

　　“大农业试点相对容易，或将是最先启动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校义向记者表示。翟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与改革研究》课题组人事制度部分的负责人。

　　这项由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领衔的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区进行了涉及政府职能、政府结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政府权力运行机制、人事制度、财政体制、行政文化、法制保障等11个方面的调研。调研相关成果已经上报给大部制改革小组参考。

　　翟校义分析说，因为首先传统的农业部门是一个“弱势”部门，比较好调整。林业局本身就不是一个部级单位，人事安排相对比较容易。“机构改革一个关键压力是要动人的，农业部门下属单位非常多，公务员分流相对容易”。

　　翟校义认为，第二个试点很可能是大交通。但是交通部门掌握的资源比较广。铁道部民航掌握巨大资产，比较雄厚，市场经济当中资产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大交通涉及到的资源太大了，大农业应当是排在第一的。翟校义表示，这两个肯定要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其中还有一项关键因素是，即使说改革失败了，这两块改革成本也比较小。”

　　“大部制改革的成本有两方面，一个是对社会经济的干扰，一个是人事方面的扰动。假如先拿改革农业和交通部门作试点，相比其他部门，这两各领域相对独立一些，操作也容易得多。”

　　以上是改革的成本，或者说还仅仅是试点的成本。但不改革，还有机会成本。

　　过去一年，翟校义所在的课题组在大半个中国进行了调研，根据目前调研的经验，翟校义告诉记者：我们做地方调查的时候，地方提出很多意见，主要是说，地方上要进行改革，也需要中央部门先改革。

　　按照目前行政管理体制，中央层面设置职能部委，地方都要设对应的部门。“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地方倾向。”

　　本报记者也获得了一份《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与改革研究》课题组在某省所作的调研问卷，在“当地政府部门间协调合作的方式”选择中，分别有73.3%、65.2%和66.4%的受调研对象(涉及省、市、县、乡部门各级行政职务人员)表示，是通过“共同上级协调”、“领导小组等协调机构协调”和“牵头单位协调”来开展工作的。

　　“中央的改革就是中央先做一个表率，先进行大部委改革，地方自己做。”翟校义对此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