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胀具有权力传导路径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1月22日，国家统计局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08年国家统计局经济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日程表》显示，在今年的1月份，国家统计局将不发布2007年12月份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数，这些数据将在今年2月份发布。同时，因为敏感性的问题，2007年12月份的CPI也将在今年2月份统一公布。这也使得市场人士对12月份CPI产生激进的猜疑。

　　CPI走势一直是中国经济最为敏感而又令人迷惑的话题。在CPI从去年初的3％一路上涨到去年末的6.9％，一直伴随着各种廉价的“拍胸脯”保证。一些部委的所谓总经济师以及中国庞大的低智力的经济学家人口，众口一词并一厢情愿地认为，“CPI是可控的，很快就要回落的，仅仅是猪肉价格在作怪，CPI总体走势是先扬后抑，通胀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普遍性的”。但真实的情形是，我们总是看见CPI“扬”而不见其“抑”：从一般性的食品物价走势，最近数月PPI的走势，美元资产的贬值带来国际资金流走向的变动以及一季度银行信贷规模已发放“告罄”，都能非常清晰地判断：中国的通胀风险不是在消弭而是在放大。

　　实际上，有些宏观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反思”，这些人承认，“简单将CPI的上涨理解为猪肉价格拉动，就过于肤浅了”。

　　用正统的货币政策分析方法已经无法解答这一谜团。因为正统的货币思想是一种“均质化的货币数量论思想”：他们承认通胀的根源在于货币发行过多，但他们认为货币是均匀地进入市场的（对所有产业的影响是相同的），如果仅仅是猪肉涨而工业品不涨，他们就轻佻地将其定义为“结构性的通胀”，并大言欺世的认为，这种通胀是不长久的。而这种哲学主宰了大多数宏观分析专家的心灵。

　　著名的金融大师John Taylor曾经说过，“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发生学跟老牌发达国家是不同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丰富的多重融资市场，它的市场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货币路径近似于“均质的”，但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是“残缺”和“受抑制”的，也就是说，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路径很可能存在着明显的“权力链条路径”。

　　在我们看来，奥地利学派的“通胀理论”是最精确的解答中国CPI走势之谜的工具。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认为，粮食和肉禽蛋价格的高速上涨恰恰是大规模通胀即将兴起的一个确定的证据。米塞斯等人认为，通货膨胀的发生路径是一次不同部门涨价的先后序列路径，央行被“逼”出来的货币总是先被一些强势部门（具有更大权势的部委、国有企业）得到，这些首先得到货币的部门会将这笔钱花出去，或者用于投资，或者用于消费。这样就会抬高他们所投资或购买的商品、服务的价格。于是，后一行业的企业的收入增加，他们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他们所需要的投资品或消费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于是，如果我们观察通胀过程中的不同产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接近政府的权势的企业，被政府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行业或者重化工业的基础性部门会最早得到增发货币（房地产、钢铁）。这些行业和企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首先大量增加，然后它们的产品价格开始迅猛上涨，并将这种价格上涨效应开始向权力链下游传递下去，就像向水中扔进石头引发的涟漪扩散。

　　确认通货膨胀大规模兴起的典型标志是农产品部门的整体性价格上涨，因为它们距离通胀权力源是最远。在中国，这个弱势部门无疑是农业部门。按照罗斯巴德的见解，一旦这些弱势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就标志着完全成形，政府就应该采取强有力措施来遏制通胀，央行就应该像欧洲央行那种对待通胀的态度：不再考虑资产价格会跌到任何惨痛的位置，毫不犹豫的大规模加息，严厉控制货币量和信贷，并辅以财政和税收刺激政策，同时不需理会那种所谓的“中美利差过大引发热钱涌入”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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