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家战略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思考

　　贺瑛

　　近年来，国际金融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国际看，各国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争夺愈演愈烈，不少国家、地区对如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出了新的方案。例如，英美提出了如何巩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行动纲领；香港出台了“十一五”金融中心发展规划；日本发布了“重振昔日雄风”计划；印度意欲将孟买打造成未来国际金融之都。从国内看，有关金融中心之争由明转暗。暗使劲替代了大争论。表面的风平浪静粉饰不了实质的暗潮涌动。面对新形势、新变化，中国如何打造自己的金融中心？既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建设好。因此笔者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金融中心角色扮演，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联动关系，金融教学、研究与金融中心关系，金融中心建设与政府作用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一、巩固国家中心，打造特色中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应解决一个定位问题。依笔者之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定位在与实体经济相互联动，为贸易融资服务，为生产融资服务；定位在与资本运作相关联，为大企业、大社团、大机构提供并购、上市、投融资安排等高端金融服务上。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不应成为“金融飞地”，而应成为为经济、金融而交易的中心，应成为国际、国内两种金融资源集中配置的场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循着国家金融中心——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发展。虽然目前上海作为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业已确定，但国内竞争的激烈对上海聚集资源、做大做强带来了困难，相互间的同质竞争，导致国内金融资源分散，这一现状严重阻碍了上海强化国家金融中心地位、凸显国家金融中心地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我们试图回避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究竟该建几个金融中心？是“一枝独秀”，还是“三国演义”，抑或“多极中心”。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认为：以中国经济目前的规模，完全可以容纳3个左右的金融中心。在GFCI全球46个金融中心排名中，美国拥有了5个，加拿大占据3个，澳大利亚则2个榜上有名。在存有多中心的情形下，最需要解决的是各中心的定位以及中心间的协调。中国可以考虑建设一个有梯度的金融中心网络。上海作为国家金融中心位于网络的中央位置(主中心)。而珠三角、环渤海、西部，则可各自形成国内区域金融中心(次中心)。金融资源既可通过次中心向主中心汇聚，又可通过主中心向次中心辐射，从而达到最佳配置、最优组合。至于上海和境外的香港两个中心间的分工，理想的状态是：在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前，上海作为在岸中心，香港作为离岸中心。相信这样的格局可以解决各地间恶性竞争、互相残杀的局面。形成各金融中心间的合作、互补、共生、共赢的和谐气氛，此举有利于巩固、强化上海作为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

　　从国家中心成长为区域级国际金融中心甚至全球级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寻求突破口。纵观全球金融中心发展史，可以发现任何一个成功的金融中心都不是履行作为金融中心的单一功能，而是承担了身兼多重角色的复合功能。条条道路通罗马，这给我们带来启示：上海寻求跨越式、超常规还有另外的路可走。以笔者之见，上海在金融中心发展上的新突破应是打造特色中心。以打造特色中心来凸显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以打造特色中心来争夺国际中心的宝座。上海的这一特色中心不是别的，而是人民币定价中心和资产管理中心。

　　二、彰显功能属性，寻求联动发展

　　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是一项国家战略。四个中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一生三”或“三加一”。在“四个中心”建设过程中，上海首先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是相伴而生的，金融中心发展源于航运中心，航运中心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世界著名的五大国际航运中心-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和香港同时也都是著名国际金融中心。这些国际航运中心的金融业发展解决了航运公司和港口的资金困境，充分发挥了它在航运投资、融资、结算和海上保险中的作用，而运输生产本身也就是国际范围内资金流转的过程。因此，金融服务环境的完善为航运业发展提供金融保障。

　　事实上，上海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金融资源配置不力、金融功能发挥不全的现象。这一现象严重阻碍了国际航运中心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急需解决金融在服务航运过程中的功能缺位问题，重新梳理金融的本质功能和衍生功能，强化金融功能地位，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让金融反哺于航运，让金融服务于航运，最后达到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建设协调发展，共荣共盛。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运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体制空间，鼓励创新的融资模式。金融业的创新是随着时代和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进行的。在这个进程中，总是因需求的改变，因经济社会结构和模式的改变，有些人率先创造出新的融资方式和融资模式，形成了非常有益的金融服务，也扩大了自身的附加值。

　　中央在综合配套改革上给予浦东新区的制度空间比较大，上海应该积极争取与天津类似的制度空间，如设立支持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的产业基金、投资基金等。

　　第二，以双赢的态度推动长三角港口市场化并购。根据国际经验，港口业“马太效应”越来越显著，即主要枢纽港不断做大做强，小型港口和劣势港口面临着被收购重组的局面。目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并购长江中上游港口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与其他长三角港口却竞争激烈，甚至有恶性竞争的倾向。

　　上海市政府有必要考虑制定政策降低上海的地方保护程度，创造有利于长三角各港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以双赢的态度、以资本为纽带，主动推动长三角港口的市场化并购。应该说，即使竞争最激烈的上海、宁波、舟山也有“三港合一”的合作条件，共同把长三角国际转运的功能做大。

　　第三，建立航运业和金融部门的信息交流平台。目前，金融部门有丰富的金融功能找不准服务对象，而航运业有大量的金融服务需求找不到提供者，问题就在于彼此信息不对称。上海市政府应把产、研、学、政府和金融部门组织起来，共同进行航运业金融服务信息交流，缩小航运业与金融业的距离，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增长方式转变创造良好的金融条件。

　　第四，规范和发展海上保险市场。上海航运中心的建设离不开海上保险提供的合理规避风险的服务。必须形成一个完善的保险市场环境，还应发展保险中介服务体系的作用，健全海上保险代理制度，发展海上保险代理人公司和经纪人公司。

　　第五，推动上海航运中心期货交易。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应尽快开发航运指数期货交易，推动上海国际航运定价中心的建设。另外，在期货市场的国际竞争中,经常忽视了与期货市场国际化发展相配套的商品物流和仓储业的竞争。其实利用与商品期货相配套的机会发展国际物流和仓储业,这是一个更广大的市场。

　　三、优化金融研教，提升中心实力

　　综观世界各金融中心发展史，大凡成功的金融中心背后总有一所著名的经济金融院校，这些院校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作为一所高等院校所承担的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的功效。它们为金融机构提供新鲜血液，为从业人员更新知识结构，为社会大众提供金融普及，为金融中心提供决策咨询。目前上海的实情是金融教育不够强。具体表现在：一是金融学科布局不合理。全市共有19所高校开设金融专业(本科及以上)。二是金融教学特色不明晰，各院校的教学计划类似，教学内容划一、教学模式趋同。三是金融教育覆盖不全面。金融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教育存在于各院校的学科体系中；金融教育作为一种职业教育散落在各培训机构中；金融教育作为一种国民普及教育尚处于真空状态之中。

　　成功的金融中心背后同样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金融研究引领金融中心发展方向、预测金融中心发展轨迹、应对金融中心发展瓶颈。因此，上海急需对金融学科作整体布局调整，整合资源，打造一流金融学院。目前，上海金融研究力量分散，单打独斗的“个体户”替代了合力作战的“集团军”；兴趣使然的研究替代了任务导向的研究，金融研究无法真正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出谋划策。我们的建议是整合政府机构、金融行业、财经院校、咨询机构的力量，组建国际金融研究院。这一研究院是个开放式的国际化的平台，以项目制的形式展开研究，研究院定位在思想源、信息源、产品源。

　　四、搭建服务平台，助推中心发展

　　一个成功的金融中心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的作用是制定政策、提供服务、搭建平台。现阶段，政府可在下列几个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首先在金融机构聚集方面，引导增量金融机构总部落户上海，助推存量金融机构总部迁徙上海。

　　其次在金融市场构造方面，营造和谐市场气氛，发挥市场机制功能。政府要着力打通各要素市场间的相对隔离。

　　再次在金融产品研发方面，引领改革创新方向。政府要推进上海注重对金融制高点的研究，在全国、全球形成一个重要的金融资源定价机制。

　　最后在金融环境优化方面，构造金融生态环境。政府要通过规划、引导，打造一流基础环境，构建良好法律环境，营造和谐文化环境。 (作者系上海金融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