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统计方式改革隐含重民生倾向

　　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强调，2008年将积极创建和完善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专业统计，“完善CPI的编制工作，研究建立城镇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制度，研究改进城市房屋价格指数的计算方法，完善居民个人收入统计监测体系”。

　　这种民生方面数据统计方法的变革看似为一种数学变换，但实际上却隐含着对民生的政策性关注和对社会不同集团利益结构的权衡。

　　例如，在刚开幕的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出现在省人大中的农民工代表开始表达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来自深圳的农民工代表张志亚建议将“劳务工的最低工资和城市GDP的增长、CPI浮动挂钩”，引起广泛关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透露，“广东以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幅度一定要高于物价上涨水平”。

　　这也使人联想到之前关于工人最低工资议题上的争议。企业主会希望根据自己对市场供需平衡的判断来确定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认为设立最低工资会损害经济自由和效率。不少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都支持这种看法。农民工的体验则是，穷人很容易就会接受比当前状况稍微好点的任何东西，他们和雇主并不在完全平等的选择层面上，也容易屈从于一些不良雇主的欺诈。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的国家多以这类体验作为立法的前提基础，工人自然会支持这样的立法。

　　“劳务工的最低工资和城市GDP的增长、CPI浮动挂钩”，这一提案显示了农民工代表诉求的登场，随着其他基层工农代表的增加和他们诉求的不断显性化，将极为深远地影响中国的民主建设进程。此前十余年，曾有一波企业主阶层进入各级民意机构的浪潮。如今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之下，则将掀起一波基层工农进入各级民意机构的浪潮。企业主代表和基层工农代表就最低工资等议题在各级民意机构中同台议政，将久已存在的社会争议话题在立法讨论的舞台上展现出来，无疑将大大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的进程，加强国家立法决策与基层民众的联系，增加两会议政对民众的吸引力。

　　这一变化，也将带来民意结构的重大调整。以前，农民工表达工资等方面的不满，一般会诉诸于政府部门的干预。当一些部门基于招商引资等方面的考虑，会更偏重企业主的感受，农民工的诉求则相对会被冷落。在单个企业内部，如果缺乏企业工会等组织的支持，工人的谈判能力也偏弱。现在农民工和其他工农代表在民意机构中开始出现或增加，独立表达自己阶层的利益诉求，其话语权的大幅增长将浮上水面。

　　在执政党科学发展和重视民生的政治战略确立之后，基层工农话语权的大幅增长就已成定局。执政党的政策转向重视民生，本身即是对基层工农诉求的了解和呼应的结果。虽然在单个企业中，单个工人相对于资本而言处于弱势，但整个农民工阶层或者工农阶层，却是执政党主要的执政基础之所在，是政治强势群体。执政党加大对其主要执政基础的利益诉求的重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随着基层工农在民意机构中逐渐获得相应的代表性，可以预料其影响力将有进一步的提升。

　　对于企业主阶层来说，基层工人参政议政浪潮带来的变化并不亚于此前企业主参政议政浪潮带来的变化。如果说，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要更加注意公平等等政策方针是执政者根据具体情况所做的政策调整，那么，基层工人参政议政浪潮，则意味着，在长远的制度建设层面，企业主阶层必然越来越多地遭遇和处理员工阶层提出的利益诉求，必须学会如何在民主的氛围里和自己的员工阶层打交道。这不仅仅意味着生产成本的提高，更意味着基本处境的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