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需要适度紧缩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在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国家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环境，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温家宝总理则进一步阐述了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大问题，并就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会议确立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完善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活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攻坚力度，确保节能减排取得重大进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毫无疑问，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调整了原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例如在货币政策上，一改过去的“宽松性政策”变为“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确，最近几年的货币投放量过大，M2一直都保持17%以上的增长水平。货币投放往往是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因素，在“宽松货币”的刺激下，中国的CPI指数一路飙升，10月份又重新回到了6.5%的历史高位。通胀问题一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所谓温和通胀有益于经济一直是一个“

神话”和“教条”。而此前政府在推进诸如“国企脱困、下岗裁员”等等结构性的改革之时，尽管遭遇通缩之忧，但一直保持对货币供应量的严厉控制(更大程度地使用激进的财政政策)，避免激生出通胀，M2的增长率一直在14%左右。不过，也许正是后来的人们过于厌烦过去的“通缩”导致一头倒向“宽松货币”的怀抱。

　　目前中央清醒地看到了“宽松货币“”具有巨大的潜在危害，在做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基本基调后，要求货币政策由过去的“稳健”直接转为“从紧”，为了平滑这一“变化”，中央将会增强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和效率，来予以配合。实际上，尽管存在“宽松货币“”和“通货膨胀”，但在拉动投资方面并不显著。例如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9.2万亿元，同比增长25.7%，分别比上年同期和上半年回落1.6和0.2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低于2003、2004和2005三年的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通胀仅仅是财富效应导致的重新分配和虚假消费繁荣而已，并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更进一步的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强化其财政手段来促进投资(例如加大面向低收入地区的定向财政政策，绕开财富效应所导致的消费增长，逐步实现劳动力收入快速增长)。

　　解决“宽松货币”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加息，因为货币供应量往往是被资金需求主体“逼”出来的，而这是因为低利率导致企业融资成本极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回笼货币的举措其重要性(国债、央票以及提高准备金)要逊于加息。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尽早摆脱负利率状态。另外，针对明年的信贷需求，监管部门可以考虑重启过去的做法：即按照每个季度来确定银行体系的贷款额度，而不是按照整个年度来确定贷款额度。这种季度式的信贷控制更有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突出了“民生”问题，国务院最近出台的保障型住房政策就是对其的落实之举。随着廉租房和

经济适用房政策住房管理办法的推出，中国的“分层分轨”住房模式已经廓然清晰。一直以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廉租房是必须的、是满足穷人的，而经济适用房有很多腐败。但只要分配规则不透明，只要不鼓励社会监督，过往的经验证明廉租房系统依然也具有大量的腐败和骗租转租。那种认为廉租房系统优越于经济适用房系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之所以存在这种言论，那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地产受益阶层的声音太强大了。